我于1988年赴美国学习工作，曾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做客座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员。1998年响应母校号召，回到郑州大学医学院工作，现任基础医学院院长，病理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研室主任，肿瘤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河南省生理科学会副秘书长，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人事部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贴专家，河南省七届侨联委员等职务。我不是一个成功者，只是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在自己酷爱的祖国医学教育的普通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些工作。而党和祖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这里，我仅想用自己的经历，谈一下感想。
一、家庭熏陶
我出身于河南宝丰一个贫穷乡村的中医世家，是一个大家族，我的高祖父，也就是我爷爷的爷爷，是清末的文、武秀才，同时又是当地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从他开始，我们家已出了几十位医生了。我的高祖父曾在县城开诊所，他对子孙们要求独特，要他们学医，但一出师，就必须搬到乡下，独立门户，而且分散居住，不准聚集一个村镇。久而久之，我们董家的医生分布当地的许多乡村，为老百姓治病，造福于老百姓。我上小学时，我的这位高祖父已过了110岁高龄，他是位极平和、善良的老人，不疾不徐，常教我要多做好事，不怕吃亏。在我们家中，他除研究医书外，还读马列著作，还讲一些道理给我听。老人家去世时是115岁。我们曾祖父享年106岁。我的爷爷今年已96岁了，依然思维清晰，行动自如，有时还给乡亲们看病。我父亲也76岁了，每周还要到他退休前工作的医院坐诊3次。
我认为我们家的老人们之所以长寿，主要是内心平和安祥，一生问心无愧，心理平衡的缘故。祖传的医术并没有成为发财的工具，我小时候，家里30多口人，很穷，家中连一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我们姐弟们学习，都趴在床上。在我的生活里最值得我怀念的就是我的母亲，她因患癌症去世两年了，但她吃苦耐劳、热心善良的奉献精神永远是我的楷模。在我祖父领导的大家庭里，我母亲是长媳，家务繁重，在我外公家，她是长女，由于外婆早逝，把一弟三妹抚养成人又成了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又要照顾我们姐弟几个。在困难时期，我亲眼看到母亲作的难，受的累有多少，我从母亲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母亲的精神，时刻在激励着我们姐弟发奋努力，勤奋学习。我们没辜负母亲。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也都在医务界工作，我们大弟是河南中医学院77级毕业生，现已是主任医师，在平顶山市中医院工作。小弟弟是我们郑州大学医学院78级的，研究生毕业后，赴美国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现任美尼苏达大学Hormel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和我们国家的多个医学院校有合作，在韩国、台湾、日本也都有他的实验室。
一个人早期接受的家庭熏陶和教育，对其一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论是当年留校工作的那一段，还是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十年，还是现在的工作，这种影响都是很大的。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现在的条件还不是太好，当我面对全院教职工、面对复杂而又艰苦的环境和条件，自己又有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我总是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不求取悦于任何人，只求脚踏实地为党的教育事业作些工作。
1977年，医学院毕业后，我留校成了一名病理生理学教师，从事一线教学和科研工作。1986年考入研究生班在职学习，同年，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在国家恢复职称评定后，第一批被破格越级评为当时河南省最年轻的副教授。在此期间，除了担任病理生理教学外，参加了刘桂亭教授主持的国家“六五”、“七五”食管癌霉菌病因研究的重大攻关项目，建立了肿瘤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较早地建立了成系统的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探讨了霉菌致癌的机理，研究成果有力地提示了霉菌在食管癌发病中起的重要作用。从那以后国内外食管癌方面的专著和有关教材中都增添了来自我们研究成果的"食管癌霉菌病因学"一章。并且为以后的食管癌的防治、发病率的降低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的导师刘桂亭教授，长期致力于肿瘤病因学研究，早在60年代来，他就深入到林州市食管癌高发区现场去工作，连家都搬了过去。直到1982年，他才又回到当时的河南医科大学。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他领导下，团结同行专家，形成大团队精神，当时在该领域的研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国际上也处领先地位。上世纪80代到90年代,国际上生物分子科学发展十分迅速，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我们学科发展急需去寻找新的发展平台，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就使得人才培养，知识的充实和提高成了当务之急。
1988年，我受省政府和学校委派，也受刘桂亭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应美国新泽西医科、牙科大学（UMDNJ）内科系的邀请，前去做访问学者，进修学习。
二、留美十载
初到美国，眼花缭乱了一阵之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的适应，真可谓酸、甜、苦、辣，当时我已经35岁了，要融入到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中去生活、学习，还真有些恐怖感，是名符其实的“洋插队”。当时，我所在的医学院里中国人还少，到那里就有一种淹没在金发碧眼里的感觉。但是那里先进的实验设备，丰富的学术资料，纯粹的科研氛围，又加上各方面的重新学习，使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着时间，学业务、学语言、做实验等，可以说是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赴美的第二年，就被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系聘为客座副教授。这一年我的爱人和儿子也到美国和我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