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在唐人街瞎逛了，这“瞎”一如从前的盲婚，遇着什么算什么。我并无预谋，口袋里既没有老婆硬塞进的购物单，也不想找人陪着喝下午茶。信步而行，照例满街是同胞和聊备一格的异胞，市声是乡音加上稀薄的英语。我素来不爱“瞎拼”(Shopping)，上街一般带着强烈的功利主义，但今天不是。闲暇的视线所及，说不尽的新鲜感。
我走进一家糕粉店。来过上百遍了，不是因为牌子响亮，而是因为它位于闹市。店面拥挤非常，一个长柜台和柜台后的货架，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却在过道上放上两张迷你圆桌，顾客在柜台前付钱拿货，腿部几乎挨近圆桌的边，居然仍旧有食客安之若素，坐吃每块五毛的糯米糍。
不过，这等不算赏心悦目的景致，没有败坏我的兴致。我不但喜欢这里的葱油饼，它的味道酷似老家的咸煎饼，而且喜欢欣赏这里的售货员，干练，沉着，一色台山老乡，都是女流。不过，我并非为了看美女。若说外观，她们不算美，却胜在健康和敏捷。她们在柜台后狭窄的一隅，互相闪让，侧身而过，招呼客人，从蒸笼和柜台拿食物，装包，算账，收钱，好似在田垌里挥镰割稻子，翩然酣然，看着爽气。
我买了一些包子，面对盈耳的乡音和笑声，忽然想起，没有写唐人街的女乡亲好些年了。
我曾被晾晒在铁丝网上的白菜干感动。一双青筋和皱纹重重叠叠的老妇人的手，利落地把煮成乌青色的白菜从桶里捞起来，在老人公寓楼下的的铁丝网上摊开来。阳光正好，白菜帮子和老婆婆额头雪似的头发都闪烁着迷幻的光。仿佛听到黄莺在近处枝头的歌唱。在乡间，冬天晒制、储存的白菜干，到了盛夏，佐以蜜枣和果皮做汤，是消暑的上品。土气的食物，被女人轻而易举地照搬到万里外，成为全球著名旅游胜地的一幅远东乡土风景。
我曾被街旁肩扛50镑米袋走路的女性感动。她个子矮小，白色米袋压着瘦削的肩膀，很是触目。她在上陡坡，呼哧呼哧的喘息隐约可闻。异乡日子的重担，就这般承担着。她并没把这当回事，从车衣厂下了班，上街买菜，捎带把米也买了，省得当建筑工的丈夫到了假日开车来一趟。
我曾经被清晨校园旁边的一幕感动。母亲陪着女儿上学去，一路上，母亲絮叨着，女儿撅着嘴。看来，母亲的话并不中听。母亲是过来人，她太明白女儿的伎俩了，教训总是命中要害，女儿受不了，宁愿和光会哄人的父亲一起走。然而，深沉无比的母爱写在专注的脸上，为女儿抻衣服下摆的手势上，并肩的影子上。女儿迟早会晓得，母亲是最爱她的人。女儿进了校门，母亲站在围墙外，默默看着。她不懂英语，她把对今天的遗憾与对明天的期许全压在后代身上，眼神像早晨的太阳。
一年年，在唐人街，我和提着购物袋，袖口挂着线头的衣厂女工擦身而过；在婚宴上，和忽然不可思议地珠光宝气起来的女乡亲见面，免不了大惊小怪地叫，努力回忆上次见面是哪一年。岁月真是不饶人，刚来时我喝她们的喜酒，如今轮到喝她们的儿女的喜酒。渐渐地，我把她们忘记了。“落日故人情”，说得多确切！渐次趋于冷漠和黯淡，是余晖的宿命。谋生的忙迫和人际关系上要命的疏离，一似锋利的海平线切割火红的一轮。时间把和村头井台连带的一切解构，女乡亲的面影浮现在偶尔到来的乡梦，倒映在梦里的井水上。
突然，我被糕粉店女工甜甜的一声:“靓仔，馒头是刚蒸好的，买几个？”惊醒了。
我盯着收银机前两个穿着花围裙的身影，竭力回想，在哪里见过她们？也根本没想到到了这岁数，还有人赠予我这仅适用于年轻人的“高帽”。女工走近我，又叫了一声。我噗哧笑了，摇摇头。只有进城不久的乡下人，才认为它和称天下女人为“靓女”一样无往不胜。
然而，这么一来，我不得不对她细加端详。我敢打赌，她是小同乡，尽管她操着省城话。可爱的同乡几乎免不了两重误会：一，离开家乡，就得摆脱土气，最表层的土气是乡音；二，到了外国，就要摆“见过世面”的谱，“谱”首先体现在口头上。而且，我断定，她移民到这里，顶多一年，看来是个新乡里。她模样姣好，可能是被持绿卡或公民护照的男子回乡娶来的过埠新娘。
她也许与糕粉店的其他女同事，和我一样，来自南海滨的珠江三角洲末端。也许是井蛙之见吧，我总以为，只有我的家乡，才出产这般可爱的女人。她们未必妩媚，南国的骄阳，年复年地给她们的皮肤抹上一层褐黄，拿“肌肤似雪，吹弹得破”这些适用于“北国胭脂”的词语来形容她们，大抵和称老头子们为“靓仔”一样无稽。
可是，她们健壮、顽强，偏矮的身量，偏胖的体型，长年的田间劳作赋予她们稍嫌粗阔，而不失挺拔的腰板和有力的四肢，多台风、酷暑，也多严寒的南方造就了她们强韧的体格。她们在村里，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还能挑一百来斤的粪桶，在泥泞湿滑的田埂上矫健奔走。一顶斗笠，遮住两个人，被绣着“花开富贵”的背带绑在背上的小女儿，手里拿着一朵去了刺的蔷薇。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她们的特长。
山野的女儿，移民到了美国后，“能吃苦”成了双重的优势：凭着最低工资，也能活出尊严和成就感，这是一；她们没有知识人那种酸不溜秋的挫折感，这是二。
我们不是老拿“乡愁”当作中秋夜的清供和诗材吗？乡愁的第一层次，是水土不服所引发的长叹。对此，女乡亲却幸运地免疫。她们不像养尊处优的城里人那样，对在唐人街中餐馆洗碗、在车衣厂包装成衣、在人家当保姆这类“下等”职业深痛恶绝，她们把“吃苦”当作人生使命。哪里不艰难？这里有风扇，有冷气，星期天加班，老板请吃盒饭；在老家，三伏天割稻子，连知了也给热哑了，只能灌清明茶！在糕粉店卖货，比衣厂轻松，又能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并不枯燥。亏得旧金山市政府的新法例，最低工资达每小时8.15美元，和种田的菲薄收入比，她们满足得很，而且每月至少一次往银行跑，往活期户口存进一笔。
在糕粉店卖点心，最大的尴尬出在语言上。东张西望的洋游客，为了体验美国本土的中国风情，不但要买虾饺和烧卖，浇上逾量的老抽，低头大口吃下，还爱向售货员问渔人码头怎么走、缆车在哪里搭。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们一律抓瞎，要么时髦地耸耸早年被柴担压得僵硬的肩膀，要么跑进厨房把老板娘请出来应对。
第一代移民的首道难关永远是语言。她们只有小学或者中学程度，从乡村直接进入异国的都市，比来自大城市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胞，要面对更多尖锐的文化冲突。
有趣的是，她们在旧金山的“姻亲柏文”(由车库改建的非法附加住宅单位)或廉价客栈单人房里定居，却没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因在于，她们的生存状态，基本上和中国的80年代以前没有大的差异：她们为谋生而奔忙，站8个小时柜台，再搭两三个小时乘巴士来回，做饭、接送孩子，晚间一个小时的中文电视新闻，最享受的是临睡前一家子看一集韩国电视剧，被女主角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狠狠捶几拳嘲笑她的老公，才眼睛红红地钻进被窝。一天就这般饱满而平淡地过去。
她们受惠于蒙昧，得益于知足，忧郁症是衣食丰足、有房有车的老移民才有资格生的富贵病，暂时和她们无缘。她们目前有的，是吟哦“洵此美而非吾土兮”的博士后们所缺乏的精神优势。
不能说她们没心没肺，她们不懂“乡愁”这文绉绉的字眼，但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的热爱，却不在任何人之下。
对半个世纪前，老金山“掉转船头百算百”的理想，她们是坚定的继承人。她们和家人回到故乡，在村头点的鞭炮，是要用长篙伸到屋檐上，和炊烟争长短的；她们在村头或小镇餐馆摆的酒席，不但要堂皇，而且要在门口写上“XX宴客”的标语。“衣锦还乡”，在老家赚足面子，不丢祖宗的脸，是她们美国梦的核心。
我提着粉红色购物袋，站在糕粉店门外，一边等候巴士，一边有滋有味地隔着玻璃橱窗看里头卖糕点的女乡亲。伙计们正在开午饭，热气腾腾的四大碟摆在玻璃柜面上：咸菜蒸猪肉、凉瓜炒牛肉、咸鱼、炒白菜，售货员和厨工们鱼贯而来，各自往手头的海碗挟菜。顾客来了，其中一位放下碗，用手抹抹嘴巴，带着油光闪闪的笑脸去迎客。
在小圆桌前吃皮蛋粥的客人和她们是老熟人，一起说说笑笑。这种情景，放到档次稍高的外卖店，是绝对办不到的，雇员和顾客一起用餐，成何体统？可是，在这里，显得这般自然。
我想起故土乡村的红白大事，在锅台前，在厅堂里，婶母们也是这样聚集的。
更与之相近的场面是“做糍”：一家有喜事，如嫁女、娶媳妇、“揽生日”(为长辈的生日送贺礼)、“做节”(为节日作准备)，多位巷子相邻的嫂嫂，被请进家来做煎堆，在案上把米粉和热水揉好，搓成里面空心的一小坨，以嘴吹气，再放进油锅炸。整个操作过程，最能体现乡村女子的美德：勤快、合作、爽朗。想不到，这一类童年景象，在唐人街的糕粉店再现。我怎能不激动？
刚才甜甜地叫我两声“靓仔”的年轻嫂子，把筷子伸向远处，挟起一只和她的桃腮比美的红虾仁，放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和吃肠粉的“熟客仔”说话，兴致高起来，咯咯大笑。全店的人都附和着笑。那是在乡村夏夜乘凉时特有的景致，充满默契、友爱和幽默。
蒸笼的水汽缭绕着店员的围裙和或长或短的黑发，这一刹那，我被感动了，被震撼了。比之晒菜干、扛大米和陪女儿上学等让我难以忘怀的片断，这一景象更具展现本质的意义。
不是吗？我的女乡亲就凭着要么天赐要么成于后天的乐观，一代代地活过来，一程程地挺过来。
30多年前的春荒中，我亲眼看到，她们每一顿都只吃像水一般的稀粥加豆角叶。出勤赚大寨式工分时，依旧嘻嘻哈哈，没当一回事。如今，温饱不成问题就够了，她们仗着乐观——这品格是土地所赋予的，所以具有不可摧毁的厚重；是村溪所造就的，所以具有随物赋形的灵活；她们笑呵呵地迎着或者绕开屈诘聱牙的“阴沟流水”(英语的音译)，迎着或者绕开信用卡、驾驶执照、入籍考试，迎着或者绕开乡愁走去，挽着家庭、孩子，以及不讲情面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