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桂林，从小跟在祖父母身边长大。我祖父生平最大的嗜好是写字，一笔行草浑圆饱满，如他的为人。记忆中他闲来喜欢站在堂屋的大饭桌前挥毫，我则守在旁边给他磨墨。那些写在雪白宣纸上的，内容都是他教我诵读过唐诗宋词，落款处郑重其事地盖章，落款是“八闽江德超”。
祖父说，八闽是福建，永定乡下祖居庆福楼门前有条小溪，叫做“南溪”；祖父说，按照家谱上的排行，我是“永”字辈，他唤我的另外一个名字：“永溪啊，永溪”；祖父说，故乡人家家腌芥菜，先将新鲜的芥菜晒到半干，再搓软，然后卷成团放进腌菜坛子里，三两天就可以吃了……此时的永定对于我，是祖父口中的一个个故事。
我12岁那一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教书的书楼叔公，专程去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里，我一直前前后后跟着，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是那个时候从广西回永定的交通并不便利，中途要转车。我独自上路呢，祖父不放心；陪我一起回去呢，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又不允许，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了。而我和书楼叔公之间的信件往还一直没有间断，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他就开始来信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好不好？如此一年又一年，考完高中，又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我始终没有机会成行。此时的永定对于我，是书信中传递过来的一声声殷殷呼唤。
后来，祖父和书楼叔公先后过世，我也飘洋过海到了美国。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故乡了，我和永定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在宾州小城伯利恒，一个毫无预感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苍老的声音在那头问我的姓名、籍贯、家世，然后他说，他是我几十年前去了台湾的另外一个叔公江坚。此后，江坚叔公不仅把族谱、照片、土楼和客家民俗的研究资料陆续带到美国给我，还帮我和故乡的堂兄取得了联系，他把故乡一下子推到我面前来。那两年的永定，变成叔公要带我返乡的非常具体的计划了——可惜尚来不及成行，八十余高龄的叔公在台北病逝。
我和故乡亲人的联系并未因江坚叔公的辞世而中断。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线条被越描越清晰了。乡情于是越来越厚重，思归的情绪越来越焦急。当我突然得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立刻就决定要回来。
终于回来了。永定，不再抽象，它是我此刻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乡音。置身其间，似乎一转身就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有血脉关联的人，这种感觉，把永定和所有繁彩人间的别处鲜明地区别开来。
故乡老实憨厚的大伯、伯母、弟媳和三岁的小侄儿陪着我，沿依旧清澈的南溪，跨进庆福楼的门槛，走近我曾祖母曾经生火做饭的厨房，踏上我曾祖父曾经奔忙上下的楼梯，推开我依然健在的姑婆的闺房……即使从来没见过，只是知道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心中妥贴而安稳。
然后去祭扫与庆福楼隔南溪相望的我曾祖父母的陵墓。大伯把点燃的香递给我，带着我在碑前祝祷：“阿岚回来看望两位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二老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我跪在那里，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终于回来了。层峦叠嶂的山里没有十里稻香、十里荷塘，只见漫山的红柿子，香甜如蜜却不值几文。我聚居于此的勤劳善良的亲人们，生活虽然已经脱贫，但离富裕还有明显的距离。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心在悸动。今天与他们的相握，就是血脉的再相连。不管我的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不会消散。
在二十余年的悬念之后，我到底回来了，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当我手中的香缭绕起淡蓝色的烟雾，扶摇而上，祖父和书楼、江坚二位叔公，你们看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