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都记得我在德国住院的经历。虽说时间短暂，却充满了戏剧性。
医生真诚地问：“您觉得您得了啥病？”
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有些肚子疼。起初没有在意，根据我的经验，饿两顿自然就会好。我痛苦地熬过一个晚上，没想到，周一早上仍不见好转。我根据在网上查到的症状，觉得自己可能得了阑尾炎，于是在德语词典里找到了“阑尾炎”这个词，并尽可能准确地学习它的发音，生怕到了医院医生听不懂。
等我到了“家庭医生”那儿，才发现，刚学会的那个词真的很有用。所谓“家庭医生”，就是能帮病人解决一般小毛病的医生。若是遇到专业性比较强的病症，他会将病人转送到相关医院。德国的保险公司通常要求投保人确定一名“家庭医生”，以便了解投保人的健康状况。
之所以说那个“阑尾炎”的专业词汇非常有用，是因为那位女医生在问了我一些情况、对我的腹部按压之后，一脸真诚地问我：“您觉得您得了什么病？”我也一脸真诚地告诉她：“我觉得我得了阑尾炎。”她面露笑容，点点头说：“我也觉得是阑尾炎。我把您转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手术吧。”
于是，我第一次在德国住了院。住院手续并不复杂，我凭着“家庭医生”开出的单子和自己的保险卡，几乎没有排队就被带进了病房。病房里的设备跟国内医院差不多：病床是可以移动的；一间病房最多容纳3位病人；病房里有电视机，可以带着耳机看；有电话，只是需要预付费；跟德国的很多住宅一样，病房的窗户很大，采光相当好；床头有按铃，可以随时召唤护理人员……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医院里的医生对我的“家庭医生”的诊断深信不疑，就没再给我做什么检查，便吩咐护士给我做手术前的准备。
阑尾炎手术虽说是小手术，但也要求病人24小时不进食，还要把腹内的东西清除干净。这个过程对于我这个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外国病人来说，实在是一次“历险”。
进了病房后，我换上了一件看上去仍是一块布料的病号服，护士不时拿来药片让我吃下。作为病人，我只有服从。刚开始时还问问是什么药，后来也就不问了，因为都是些医学词汇，问了我也听不懂。
吞下诸多药片之后，那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实习护士来到我的床边，叫我翻身俯卧。我有些诧异，但还是按要求做了。然后，她叫我露出臀部，我有些不知所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料定，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不会对我怎样，就红着脸照做了。接下来的两次灌肠过程就不赘述了。
虽说肚子疼，没什么胃口，但因为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肚子里残存的东西也被一扫而空，体内营养供应严重不足，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反馈给大脑同一个信息：吃。看着病友吃着有香肠、奶酪、面条的病号餐，对这种德国“大锅饭”一向鄙视的我，口水还是止不住流了出来。不得已，我按铃将护士叫来，向她们抗议，要求她们尊重我基本的生存权——吃饭的权利。
她们说，既然医生说你不能吃，那么谁也不能给你东西吃。之后还安慰我说：“等明天做完手术，一定让你美餐一顿。”
可我饿啊！过了一会儿，我又想出一招，跑到护士办公室请假，要出去转转。德国姑娘倒也不傻，说：“您明天就要手术了，手术之前您哪儿都不能去，这是医生嘱咐的。”没办法，我只好回到病床上，等待手术的来临。
“您不需要做手术”
就这样熬了一宿。周二一早，医生来查房，问了我的情况，量了体温后，对我说：“您的体温正常，没有炎症，不需要做手术。”
“可我的肚子还是很疼啊……”
“您不需要做手术。”
“那我可以吃饭吗？”
“可以，我让护士给您送来。”
“我的肚子怎么办？”
“您不需要做手术。”
……
在“您不需要做手术”这一“雷打不动”的答案面前，我只好放弃追问，埋头去吃医院提供的面包、牛奶。吃完早餐，我去办出院手续、交费。
交钱的时候还有一段“插曲”。我原以为我只需交一天的钱，因为我是周一中午住进医院，周二一大早就出院了，一顿正餐都没吃，只吃了一顿早餐。没想到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您昨天来的，今天离开，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一共两天。”
从医院出来后，我回到学校，碰到一名中国同学。她出身中医世家，听了我的描述，她说我只是小肠痉挛，喝点儿姜汤即可。我回家一试，果然有奇效！让德国医生无可奈何的肚子疼，竟用中国人的土方法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