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第一次踏上温哥华的土地，立刻从心里爱上了这个干净美丽的城市，也爱上了加拿大尊重人/爱护人的友好的社会气氛，在友人面前总是对加拿大赞美不已。可现在，面对着病床上被加拿大医疗体系拖到生死边缘的丈夫，我陡然失去了在加拿大生活的所有兴趣和信心。
如果连生命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其它的社会服务又有什么人文可言?如果一个医疗体系连最初级的诊治都不能保证，那我们的健康和生命能依赖什么的呢?
这是一个让我伤感而无奈的过程。
2004年10月，我丈夫到家庭医生那儿验血，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医生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2005年1月，我丈夫因咳嗽到家庭医生处看病。医生让他做了一系列的血液化验。化验后，医生告诉我丈夫他的肝可能有问题，需做进一步检查。于是让我丈夫做了B超检查。做完B超后，我丈夫就一直没接到医生的电话，因此便认为是检查结果显示没问题，就把这事放一边了；4月份，我丈夫因咳嗽还是没好，再次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一看他上次的检查报告(他这时候才看?!)，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次让我丈夫去验血和做B超。结果B超显示我丈夫肝内肿瘤已有 10 CM大，家庭医生马上把我丈夫转给一位消化道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给我丈夫做了CT和其它检查后，确诊为肝癌，属晚期!!消化道专家把我丈夫转给外科手术医生，医生决定给我丈夫做肝切除手术。
排队等手术，一直等到5月14日。手术后，活体检查发现有肝内转移。
5月27日，手术医生说要把我丈夫转到BC癌症中心的专家那儿治疗，让我们等癌症中心的约见通知。我们等啊等，不停地打电话催问，甚至亲自到癌症中心催问。在没有任何治疗的度日如年的情况下，等到7月8日才见到专家。专家要再次给我丈夫做验血和CT后才确定治疗方案。在我们亲自上门催促下， CT排到7月22日做。等7月28日再见到专家时，得知肝内转移的癌细胞已长成数个小肿瘤!!专家说要进行介入治疗，但因为他要休假，估计治疗要安排在8月底， 9月初!拖…拖…拖!!!我们在焦急如焚的心情中看到的都是无处不在的拖延，但病情不等人啊!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弃加拿大而转求中国的医院。中国的医生看完我丈夫的报告后，在感慨加拿大医生的无知与治疗不力之余，认为只有做肝移植才可以给我丈夫一个生存的机会。
8月7日，我丈夫到达上海。 8月9日，我丈夫住院检查。 8月25日我丈夫做了肝移植手术。目前，我丈夫还在努力防排异/防复发/防转移，这种努力要陪伴他一生!
从回国到现在，我丈夫的医药费已超过50万人民币，现在为防止排异，每个月的药费和检查费高达三万人民币， MSP是一点都不给报销的。我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有三岁大，另一个才三个月大，而我丈夫的收入一直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想一想将来无边的岁月，我真是不寒而栗。
回首这噩梦般的几个月，咨询了加拿大和中国的医生后，我们认为
1）家庭医生是难以原谅的，原因是：
家庭医生在2004年10月知道我丈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时，没有给予适当的治疗和忠告。而加拿大的专家告诉我们，凡乙肝带菌者应该服药使病毒变成不活跃的状态。在1月份我丈夫的血液化验结果中，肝功能正常，但AFP(肝癌特有的一个血液指标)已达274，而正常人的应小于20。中国的医生说凭这个就可以断定有肿瘤，但家庭医生不仅没有这种知识，而且不对我们说明化验的情况，也不把我们转给专家，只是让我丈夫做B超，而B超没看出肿瘤后，家庭医生没有接着联系我们，安排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如CT），而是把此事搁置一边。三个月的时间，我丈夫的AFP值从274上升到34，000。肿瘤从B超看不到长到了 10 CM大，而且有了肝内扩散!如果1月份能发现肿瘤做肝切除，治愈率可高达80%。而现在，即使我丈夫做了肝移植，仍然有很大的复发或扩散的可能。
2）加拿大医疗资源紧张，使我丈夫的病拖延至此。
在加拿大，很多费用略高的检查手段是非常难预约上的，比如CT扫描。如果我丈夫一月份是做CT而不是B超，肿瘤早就被看出来了。手术时间和专家诊治时间的拖延已是老生常谈，但切身地把生命放进去拖，岂是心焦心痛这样的语言可以描述?我丈夫手术后等专家约见的近两个月中，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任由癌细胞肆虐长成数个肿瘤！
今天，我把这个进行时的事情写出来，有几个目的：
1、谁能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去告那个家庭医生?怎么告?我不希望这种没有足够医疗知识和责任心的人接着行医，他还会害了其他人的。
2、我希望与竞选省政府议员的有关党派进行联系，希望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泪能推动医疗制度的改革。
3、我想提醒所有乙肝带菌者，一定要定期检查，一定要治疗乙肝!我也想提醒每一个去看家庭医生的人，不要完全相信你的家庭医生，每次化验或检查后，要再见家庭医生一次，自己看一看自己的化验或检查结果，上面会有正常值供你比较的。切切!
祝愿每一个人，包括我丈夫，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