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拿着维也纳地图，换了三次车，又沿着一条上坡路七拐八折终於找到鲍比家。鲍比太太对我说，“你就叫我卡茹拉好了，我们家里的人都这样叫我。”我马上感到和她的距离拉近了。“那就叫我阿梅吧，我们家里的人也都这样叫我。”我们这样互相作了介绍。
“这是克利。”鲍比太太低下头，一个挂满金色发卷的小脑袋从她身后探出来。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他张开嘴巴分明是轻轻地叫了声“阿梅”。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要把那个纤细的小身躯紧紧地抱在怀中。
从那一天起，有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到那个奥国人家里去作两个小时钟点工。每次踏进那个家门，我的心里总是充满喜悦，因为总有那个小男孩儿向我走过来，当我拉着他柔软的小手向他问好时，总能听到他奶声奶气地说：“阿梅，你好。”
我一个人在奥地利很寂寞，想孩子，有时想得夜里睡不好觉。有一次替克利洗澡，我的脸贴着他湿露露的小脑袋闭上眼睛，突然感到，我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我把克利放到床上，想教他唱儿歌，过去和儿子一起唱儿歌是我们母子俩的一大乐事，可惜，我还不能把那些儿歌翻译成德文，突然记起小学时的课文，马上翻译过来教给克利：“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做工。”他趴在我的怀里，一边拉我的手，一边大声叫，我俩滚在床上一直笑。
随着德文水平的提高，克利和我学的儿歌也在逐渐增加。记得有一次和克利正在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卡茹拉走进客厅。她说：“这儿歌的曲子奥地利人也很熟，只是歌词不同，我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起初，见到克利总有这样的对话：“克利，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只有三岁的孩子才会不管句中的逻辑错误，认真地告诉我，他叫克利。
“克利，你几岁了？”
他举起三个手指说：“三岁。”
第一个儿歌学会后，我问他：“克利，你有几只手？”
同样的三个手指伸出来，他说“三只。”
“克利，告诉我你有几只眼睛？”
“三个。
“克利，你知道阿梅多大吗？”
“三岁。”
我真的象三岁孩子一样笑起来，忘掉了德文考试，忘掉了必须找房搬家。拉起小家伙的手，教他一，二，三——
在鲍比家做工很简单，照顾克利，帮作家务。我要打扫房间，克利马上拉我去拿吸尘器，擦地时他也要从旁边指指点点，那一天我擦完瓷砖，又把厨房那一大排不锈钢设备彻底擦洗了一遍。卡茹拉一进门，克利就把她拉到厨房，他指着地面说：“是我帮阿梅干的。”卡茹拉看着闪闪发光的工作台对我说：“太好了，阿梅，谢谢你。”她花钱顾我来做工，我干活拿她的钞票，她还要说谢谢。这是奥地利人的特点，他们对你劳动的报答不仅仅是金钱。
有一天，我一迈进门坎就听到卡茹拉的训话声。克利两臂伸直，五指靠拢，一根棍儿似的立在那里。卡茹拉对我说，克利犯了错误，他偷吃了客人的香烟。克利眼里含着泪珠，嘴角还有几条烟丝。卡茹拉给他列出三大罪状，第一，不该拿客人的东西，第二，香烟是吸的不是吃的，第三，香烟有毒，吃下去会得癌症。我把地上的烟头清理出去后，一边给克利擦去嘴角的烟丝，一边笑着问他：“你吃的香烟味道如何？”卡茹拉很严肃地对我说，克利的错误很严重，我不该开玩笑，她还说，克利处处听我的话，如果我不批评他还当笑话，他以后可能还要吃香烟。我对自己不适适宜的玩笑表示道歉，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重要，更不相信克利以后还会吃香烟。鲍比夫妻俩都不吸烟，克利以前可能从未摸过香烟，这次出於好奇才咬破几只尝尝，没有特异功能，那味道尝过一次再不会问津。活都干完了，我和克利坐着看电视，我问他：“克利，我去拿只香烟给你吃好吗？”他马上摇头，“不好，臭。”
秋天到了，我带克利骑自行车。我推着克利在马路上遛来遛去，他开心极了。周末，克利要他爸爸妈妈也用自行车带他去遛弯儿。星期一我去上工，卡茹拉笑着对我说：“你的话真的很有权威，克利昨天告诉我和他爸爸，他骑的不是自行车(FAHRAD)是只行车(FAHLAD) (我一直发不好德文的颤音，把R读成L)。小克利穿戴停当走过来说：“阿梅，我们去骑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