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课余打工固然是常事，但到日本人家中带小孩却挺稀罕——日本已婚妇女就职者颇少，相夫教子是她们自认的天职。所以，当朋友告诉我有一家想请人照顾小孩时，出于好奇，我欣然应允。
这家女主人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生女，在父母的资助下，刚刚30岁就拥有一座5层的公寓、一个颇大的停车场和一家饭店。
她事必躬亲，白天还能照料孩子，晚上就无暇顾及了。于是，每晚7时到9时，我便成了4岁的一郎和2岁的樱的保姆。工作是带孩子吃一顿饭，然后到户外散步，讲两个故事，帮他们洗澡并安排入睡。
一开始，孩子们对我充满敌意。4岁的一郎活脱脱已是一个典型的日本男人，总想支使人、欺压人。在他眼里，我和樱都是弱者。
吃饭时，他把自己的饭菜放在一边，非要抢妹妹的。我帮助樱，他就连我的那份也一并夺去。女主人对我的告状总是无动于衷，她扬起细眉，轻描淡写地说“一郎是男孩子，自然要厉害些。只是樱要教育一下，女孩子也敢和哥哥打架！”
在她的纵容下，一郎简直无法无天。有一次他把妹妹按在浴池里，樱差点被憋死。气得我进房操起一把玩具刀，大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一郎一下子愣住了，旋即又高兴起来。从此，聪明的一郎和樱便学会了这首唱起来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歌，还会表演给女主人看。以后，一郎一做坏事，我便操起刀大唱，他也就老实了。
孩子总是天真的，不久我就和两个孩子成了好朋友，我们3人常常手拉手在街道上散步。尽管一郎还是改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但他现在充当的角色是保护者而不是压迫者了。
让人难堪的是他们的母亲，那位看起来十分文静、美丽，说着满口敬语的妇人。
一进入这个家庭，我就体会到钱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日本人的确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吝惜钱的民族。为了钱，他们白天黑夜地拼命干；为了钱，他们千方百计地拼命省。
一次，女主人动了大手术。术后第二天，我带着一束鲜花，骑了半个多钟头的脚踏车去医院看她。只见她躺在床上，脸色惨白，手上吊着点滴瓶，腹部开了一条好长的刀口。她看见我来，感动得哭了。当时家里、店里请了好几个临时工帮忙，她觉得花费太多，第四天便离开了医院，连伤口上的线都没拆掉，就开始到店里忙碌起来了。好几次，她差点昏倒在店里。
家里的开销她也是精打细算，肥皂用剩的部分她舍不得扔，吃饭时掉到地下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她的母亲住得颇近，时常来串门，吃了她几粒糖，她也会面露不快之色。
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夏天，她舍不得开冷气，让我把大门打开，害得我每天心里忐忑不安，害怕有坏人进来。星期天，孩子们要去公园玩，她嫌附近的公园要收费，总是把他们带往10多公里以外免费的郊区儿童公园。孩子疲倦不堪，一路呼呼大睡，根本没有玩。她却乐此不疲，认为占了便宜。
她常送些礼物给我。所谓礼物，几乎都是些破烂，像穿旧了的内衣、袜子，快发霉的点心，以至于我一看见她的礼物就害怕。我告诉她说，有一本书里说中国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送人，日本人却把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送人。她听了一笑，好像明白了什么，但礼物仍然照送不误。我也学乖了，她一送礼物，我就千恩万谢地又是鞠躬，又是装作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收下来；待她一离开，我就用报纸一包，塞在她家的垃圾桶里，倒也省事。
女主人起初和我约定，按时间给我报酬。为了省几个钱，她真是耗尽了心机。刚开始，我一见她在门口叫“我回来了”时，心里就发紧。因为她会不到9点就回来，而且总是一副气喘吁吁的模样，看来是一阵小跑赶回来的，一进家门就连忙到日历上写下时间，因为我是按小时、分钟付钱的。
我被她的这些举动搞得痛苦不堪，好几次要辞掉工作。她大概觉得这样做自己精神也太紧张，于是双方又协定按日给钱，一天3小时左右，一月包括交通费一共给我几万日元。
谁知这样一来，她就待在店里不回来了。每天我呆呆地望着钟，盼她回来，听她千篇一律地道歉！“哎呀，今天店里客人真多呀，我实在走不开，让你受累了。”气得我无话可说。
有一次，我有事来不了，便请朋友帮忙照料一晚上。她仍然不按时归来，朋友毫不含糊，坚持每10分钟往店里挂一次电话。日本客人多用电话预订座位，电话一响，女主人便以为财神爷到，一接又是叫她回家，气得要命，归来把朋友训了一通。朋友也不示弱，两人大吵一顿。痛快倒挺痛快，朋友替我出了一肚子气，可我也因此砸了饭碗。
后来，偶然在地铁里碰见一郎的外婆，老人告诉我，孩子已送到幼儿园去了。晚间的幼儿看护费很贵，女主人为此又辞去店里一个跑堂的，一个人干两人的活，现在比先前更瘦了。倒是一郎和妹妹时时问起我，他们的外婆便说，回中国了。
一郎一听便回答道：“呵，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比日本大，但比日本穷。我以后去看阿姨，带钱给她花。”这孩子什么都知道，一郎的外婆骄傲地说。
我的眼角有些湿润起来，但愿一郎长大后会明白——钱，对于人生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