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入冬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在一家中国餐馆当服务员。
在加拿大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即便是这样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工作，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是不允许在校园之外打工的。
打遍了整个伦敦市的中餐馆的电话，等了接近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
那是一间越南华侨开的餐馆，每个周六去一次，工资是5块钱一个小时，外加小费。虽然这样的工资相对于加拿大的消费水平来说，是低得可怜的，可是由于是黑工(非法劳工)，老板可以把工资压得如此低。像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我欣喜若狂地接受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想想，5*6=30, (加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1:6) ，一个小时能赚30块钱，也抵得上我在国内当家教的收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得尽力忘掉在国内吃一餐在这里只能吃一根香蕉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开始了这段打工的经历。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上班。又惊又喜。
十一点才开始上班，因为加拿大人不会早于这个时间起床喝早茶。
第一道工序是洗厕所。这个工作听起来脏，可事实上，餐馆里的厕所比我们家的还要干净，几乎不用怎么清洁。本来想体验一下所谓“一个堂堂大学生洗厕所”的酸楚，没想到比起周末在家里帮妈妈打扫卫生还要容易。
第二道工序是擦玻璃。这也是个简单的活儿――先用洗洁精擦去油污，再用报纸擦干――与第一道工序相比，这个活儿分量要重些，但也不过让我感觉像在学校里例行大扫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过了十一点半，便陆续有客人来了。我便开始了我的主要工作――给客人倒茶，从厨房端菜出来，以及在客人走后收拾碗筷――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客人只要自己在菜单上勾画想要的菜，然后我负责把单送到厨房里，所以我甚至不需要跟客人交流。一切简单得让我觉得有些失望。
那一天不知怎么的，客人稀疏得可怜。有大半的时间，整个餐厅都是空的。老板见我无事可做，便开始找事情给我做。包馄饨吧，老板娘提议。于是，我开始包起了馄饨，水馄饨，炸馄饨。。。后来，还是没有客人，我便开始切蘑菇，切芹菜，包春卷。。。老板娘细心地给我讲解每一种技能，还叮嘱我切得慢一点，小心切到手；我感到受宠若惊，对这位精明得来不露痕迹的老板娘感激万分，甚至为能掌握如何包各式的馄饨而兴奋了好一阵。
板不甘心地盯着门口看了五分钟，才死了心，闷闷地宣布“吃饭吧”。我一看钟，下午三点钟。
那顿饭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多，也是最有滋味的一顿。一来实在是饿，二来是免费，三来那是两个月来吃的头一顿中餐。心里的狂喜再也忍不住，只能化作难以想象的饭量。但那兴奋却只能强忍于心头，因为老板看起来没什么心情，整个饭桌的气氛很沉闷，所以所有的动作都必须尽量作得斯文而缓慢，配合整个气氛――唯一与此不合节拍的是咀嚼和消化的速度。
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几乎不能再弯下腰去。想想，觉得自己有点可怜，又有点可笑，可又暗地里欢喜的直盘算――这样的话，晚上那顿就可以省下来了。一个月下来可以省起码20块加币；再加上吃这么一餐的成本起码要算10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40，前后一加就是60，乘以6就是360；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把收益成倍地加上去，心里美滋滋的。
在中国的时候，自己总喜欢自以为君子地可怜那些出卖体力劳动的人们，今天我才明白了，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可怜，是自己在享受那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优越感而已。我们并没有真正体恤到那些被我们称为“民工”的人们，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我们甚至不愿意去想象他们的快乐。今天，我变成了“他们”，而突然发觉，真正值得可怜的，是“我们”――一群不能享受最纯朴生活的伪君子！
晚餐的生意并没有什么好转。八点多的时候就收档了。我收到了一天的工资，45块钱，外加5块钱的小费。老板还特意为我炒了一盒扬州炒饭，说是我的晚饭。
回学校的车上，我尽情地享受着劳累了一天后的松弛，和弥漫了整个车厢的炒饭的香味；手里紧紧窝着在异国赚来的第一笔现金。
这就是我打工的第一天――即没有先前所想像的被剥削的悲壮，也没有身在异国沦为“下等公民”的凄楚，反倒是令我想起了一句话：“欢乐的贫穷是最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