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暖冬”来形容近来的中日关系，而日本人又恰恰喜欢将自己比作樱花。一旦冬去春来，樱花就会遍地盛开，如果遭遇“倒春寒”，就无法看到片片花海。两国关系如同变化的天气，对此最为敏感的是以樱花自居的日本百姓。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尽管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担忧，但大多数日本人都希望中日友好。他们提到的最多的词是“邻国”和“友好”。
在日本感受中国
如今的日本，中国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日本人身上穿的，生活中用的很多都是中国制造，《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的中国报道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它们的报道角度已经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外交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3月13日的《朝日新闻》在第9版刊登了一篇中国报道，题目是《中国河南省南阳，把青春献给足穴的高工资按摩师们》。这篇报道占了大半个版，并配上了彩色照片，以一所职业学校为例，反映了中国一些年轻人学习足底按摩的热情。
一位曾经在中国留过学的日本某报政治部记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的中国报道，在上世纪80年代涉及面不广，但是注重强调友好。他曾经于1995年和1996年在中国工作过。这期间，他尽可能到中国各地采访，特别是像731部队遗址等留下过日军罪行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可是，回到日本以后，特别是从1998年之后，他感到日本对华报道出现了变化，强硬报道开始出现，负面报道也比以前有所增多。最近几年，随着“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等问题的加剧，日本丑化中国的书籍也开始大批上市。但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保持了比较冷静、中立的态度。这位日本记者说，过去日本人一直是站在高处看中国和中国人，总觉得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而且还成了日本经济得以复兴的重要因素，这不能不让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可以说，日本人最近对中国的批判风潮和日本政府的对华强硬，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感到害怕。自古以来，日本从来没有和中国结盟过，而且，大多数日本人知道最多的还是日本领先于中国的近代史，所以，人们一直有着高高在上的自信。现在，中国突然赶上来，这让日本人感到惶惑、无奈和担心。他们不知道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怎样对待“小而不弱”的日本。
3月13日，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老人。他面对记者的提问先是充满警惕，确认记者确实没有恶意后，他才说他在5年前到中国的上海和苏州去旅游，当时感觉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日本无法比拟的。对于温家宝总理即将访日，他说那当然是欢迎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日本还是要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因为中国是日本的邻国。此后，记者又采访了两名日本高中生。当问到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时，一名男生马上回答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是个很强的国家。另一名男生则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位30岁的妇女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因为现在专心看孩子，无暇看电视，也不关心时事新闻，但对于中国总理来访，她表示欢迎。她说日本没有资源，只能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去年4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调查显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为32.4％，而5年前同样的调查表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高达70％以上。3年前，记者在电车上和朋友说汉语，遭到了一个日本老人的白眼，他在下车前瞪着记者，并用非常不友好的语调喊了一声“chinese”。当时记者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现象过去从没出现过。10多年前，大多数日本人一听说记者是中国人，总有人问寒问暖，并送来一些小礼物，还经常可以遇到对华友好团体的老人向记者鞠躬道歉，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可是，最近这种现象几乎难以遇到了。说到历史问题，日本人大多面露尴尬，并尽可能绕过话题，不愿意多谈。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日本要想维持自身的经济发展，只能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对于中国人，日本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日本人对来自北方、特别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中国人比较热情，而对来自南方的中国人在态度上就不那么明显。日本有许多介绍、研究中国地方及少数民族的书籍，这次参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日方的10位学者中，多半都写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专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还有一个现象是，港台出身的中国人在日本并不吃香。此外，日本人对旅居欧美的中国人的看法又不相同。这些中国人到日本后说英语，大多数日本人觉得他们首先很优秀，其次，觉得他们对日本不是太友好，因为他们经常在西方推动与日本有关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
现实不断撞击着日本人
由于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交往颇多。因此，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史的影响。
《环球时报》记者是1986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还很少。记者所在的大学与台湾关系密切，而且右翼倾向十分明显，全校几十个教授中，几乎无人订阅《朝日新闻》（因其立场偏左）。阅读教授的“自我介绍”，真令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紧张：不是以“海军大将”作为人生志愿的，就是蒋介石的至亲好友，要不就是达赖的日本代表。那个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东中野”也是这个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可是，在记者身着中山装，表情严肃地出席开学仪式之后，却有几位“老右”教授轮番请记者喝酒、吃饭。他们几乎都没去过中国，只有一些来自报刊的皮毛认识，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生机勃勃之际，他们可能受到了震撼。请记者吃饭时，他们几乎一睌上都不停地问，并复印一些报道和照片向记者核实，因为记者当时已过“而立”之年，对国内的情况有些了解，于是就成了“业余政府发言人”兼观光代言人。见过一次，这些“老右”教授又约下次何时见，有的还留下话题，说好下次谈什么。这些教授后来都成了中国的常客，虽然并非人人符合“热爱中国”的标准，但至少具备了关注中国、客观务实的态度。有的人在校内特别开设了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改革等专题课程，有的退休后到中国大学或中专任教师。由此可见，中日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通过相互了解，是可以消除一些误会的。
其实，在上千年的交往中，日本对中国一直秉承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但近代50年的剧烈变化使日本人对中国从尊敬走向蔑视。1945年日本战败后，虽然从反省失败的角度对中国怀有歉意，但从心底里对中国只有歉疚，并无尊重。是朝鲜战争使日本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看法，并且开始思考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原因。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曾详细记述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战犯的心态变化。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等人被捕后一直很嚣张，拒不认罪。朝鲜战争开战仅两个月，志愿军就捷报频传，将美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南，藤田这些美军的手下败将如梦初醒。此后，中国人民仁至义尽的改造及关怀，更促使他们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终生为中日友好奔走的斗士。许多日本政界人士也正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力推动对华关系的。1952年５月，宫腰喜助等３位日本政治家访问北京。此后，日本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突破当时日本政府的禁令，纷纷到新中国访问，中日民间交往日益活跃。
再往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建交、蜜月、纠纷等复杂的发展过程。最近几年，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里既有日本自身“走入战后、建设正常国家”的转型的需要，也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从消极面来看，中国目前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与日本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类似，有些日本人觉得中国在走日本40年前的路，再加上“中国崩溃论”等负面宣传和日本近来保守主义的膨胀，过去那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又有所抬头。相比之下，中国发展的积极面对日本冲击更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呈现出一个经济长周期高速成长的现实轨迹，而且围绕2008年奥运会，中国会出现一个5年至8年的“沸点型”高成长期，日本就是通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沸点型”高成长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可想而知。如果这个高成长期能够平稳度过，中日关系及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日本民族趋强的性格并未改变，问题是要使他们真心佩服，还应全方位展开旨在相互理解的友好活动——这是中日关系走上健康之路必不可少的要素。
对华态度与政治关系挂钩
对于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变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近年来，对中日关系不满意的人在增加，对中国缺乏亲近感的人也在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治和舆论的右倾化。日本民众感受中日关系的好与不好主要是政治关系，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经济上的好与不好在民意测验中没什么反映。在民间，日本右翼并非主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政界影响不小，且把持着重要的舆论阵地。在政界，日本国会议员中大约有1／7的人总是以各种形式组织在一起，美化侵略意识，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向右转”。假如安倍内阁接受小泉内阁外交失败的教训，不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那么，随着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两国人民的交流，必定能带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假如只有中国政府热心推动友好关系，日本政府经不住右翼的压力，又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出现不和谐的言行，中日政治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再经过一些日本媒体的炒作，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日本民众对中国友好态度减弱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