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可笑。其实那天是比较悲哀的，我不愿意说气愤，气愤是因为不理解，但是我很理解，只是不能接受罢了。
出国是在06年的9月3号，天津港出发，次日到达仁川港。回国是在07年的9月4号，老公执意让我在韩国住够一年，又是坐船，因为往返都是搬家，行李何其之多。另外，我也不讨厌坐船，搭乘飞机的话，下降的时候，我总觉得心脏难受得很；而乘船，虽然很慢，也很浪漫——这个季节乘客也不多，商务仓的话，一个房间能有两个人就不错了；在船上，可以看电影、洗桑拿，在甲板上看日出日落、成群的海鸥、深蓝海水里透明的水母……
总之，我就是这样高高兴兴搭上回国的客轮的。第一天，晃晃悠悠，睡得很舒服。第二天一早，听见广播，说让在韩国住满一年及以上的中国旅客去服务台登记。我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一问才知道，需要检疫局的检疫，还要带八十块钱，具体再问，乘务员也说不清楚了，只说下船前会通知我们的。于是等啊，盼啊，还去服务台问过两次，怕广播了没听见。后来终于广播了，说去旅客餐厅集合。去了才知道，就我和另外一个人，还有四五个被遣返的非法滞留者。
等了很久，边防检疫处的官员才到。来了之后，拿出一堆收据，每张上都有各自的名字，说让交钱。四五个遣返的大叔大婶都成了惊弓之鸟，似乎只有“任人宰割” 的份儿，看另外那位，汉语似乎都忘了，我想只有我能说句话了。交钱的时候，我问要查什么，为什么要交钱，查完了给结果吗？收钱的工作人员听了一愣，想了想，说：“因为所以”，说得很轻松，似乎有点自我解嘲，“你要是换了韩国护照就不用检了，拿着中国护照就得检”，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补充说。“在外国待了一年了，好不容易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却是交钱、抽血，您想想这是什么感受？”我有点生气，有点委屈，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其实交钱、抽血，我并不抗拒，而且我还挺积极，但是我需要一点开场白，告诉我，边防检疫是什么，为什么要查，要查什么，这是我的知情权。
但是，谁也没说，领了收据，交了钱，抽了血，等了约三分钟，发给了一个事先写好的单子，上面有姓名、年龄，下面印着“HIV阴性”（这时候我才知道，抽血是为了查有没有感染艾滋病，而那几个不认识英文的大叔大婶，似乎永远都不知道此时此刻为什么交钱抽血吧），并告诉我们，出关的时候，如果他们要就给，不要就算了。边防检疫这就结束了，好像我们都是道具——我们的钱，血液——统统都是道具。而出关的时候，我刻意把单子拿出来，海关的工作人员似乎很不耐烦，我们不需要这个。
出了关，我还闷闷不乐的。等车来接的时候，老公说，他们肯定觉得在外国待了一年多的人都特别有钱，这一回来就给你们的钱包减肥呢。我笑了，对于中国的现象，连外国人都能如此释然，我还固执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还在初级阶段呢。
然后的事情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那天船上的人特别少，不到半个小时就出了海关，而我们约定的车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到。取完了行李，我和老公坐在行李箱上，在门口等车，旁边的很多出租司机过来问要车吗，等都相信我们确实有车来接的时候，就不搭理我们，转而找其他的主顾了。一个女司机拦住一个韩国小伙子，问去那里，那个人一句汉语都不会，司机就找他们熟悉的朝鲜族大叔翻译，一时又没找到，老公听见，就过去了，和年轻人说了几句，问明了情况，原来是去北京的，告诉他去塘沽火车站搭火车。我当时守着行李，并没有过去，这些也是后来听说的，反正女司机一直跟着，直到最后小伙子走了，老公还没过来，就有女司机的同伴向我叨叨了，是你们对象吧，把人家生意都搅黄了。几个中年阿姨七嘴八舌，什么吃饱撑得之类都说遍了，一会咒我们被狗咬，一会说要找人打我们解恨，直到他们又找到了新的主顾，都开车走了。
我觉得他们工作都挺辛苦，并没有说什么，直到老公回来，我说他把那群司机得罪了，都骂呢。他说觉得有点对不起那司机，但是他就坐过他们的车，这些人都是塘沽的司机，并不熟悉市里的路，而且往往在半路就把客人送到别的车上，要价很高，车还走得慢；那个小伙子，他是来中国玩的，也没什么钱，火车旅行更适合他。
等到接我们的车来了，行到外环，污浊的空气、各种车辆的噪音、灰蒙蒙的天空，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冒烟了，喝多少水都没用。想着，换个环境容易吗，就回国下船前后不到三个小时里，我从生气、愤怒到无奈，情绪里有包容理解，但是决然不想接受，这就是我回国那一刻真实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