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心里话，我在国内经历过各种宴席，也品尝过全国各地名菜。但我对这一次聚餐，印象特别深刻，也特别开心。这不仅是饭香菜美，，更重要的是在异国他乡，同胞相聚情谊深重，大家边吃边聊，格外开心。
男女主人都是南京人。男的叫忠信，正在曼尼托巴大学读书，女的叫菊军在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在温尼泊曼尼托巴大学附近地区买了一套住房，虽然是七十年代的旧房，但经他们装修，已焕然一新，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内部看。都像中国的别墅。
同被邀请的还有一位是华人同胞，曾是韦冬的同事，他和他的夫人及孩子早我们几十分钟前就到达了。我们边喝茶边吃点心边聊天。后来又有两家华人同胞先后来到。其中一家是即将成为我们邻居的韦冬的老乡，另一家是来自台湾的中国人，他们各带了一位小男孩。男主人忠信大概在六点钟左右下班回来了，他在曼尼托巴大学攻读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是有关维护青少年权益方面的问题，他目前正经手一个案子，他对加拿大社会的一些问题，了解得比较深，所以，谈起来津津乐道。
大概七点多钟，晚宴开始了。五个家庭共十七个人，一个大桌子坐不下，有许多人都站着，我是他们当中的年长者，早已落坐。按照男主人的说法，这叫自助餐。热菜摆了满满一大桌，凉菜都摆在一个大柜台上，也是满满一台子，汤和饭就放在炉子上。每人一套一次性碗筷和杯子，可口可乐、果汁任你选用，这个架势还真的像中国的自助餐。
男主人指着一碗红烧肉说：“这是我做的南京红烧肉。”女主人不甘示弱：“那是我做的辣椒炒干贝，那是我母亲做的南京盐水鸡。”边说边指着她和母亲的佳作。馋嘴的宾客们正准备各取所需时，女主人又分别指着两盘菜，对我们说:”这是韦冬做的卤猪舌头，那是他做的凉拌苕粉。”弄得大家不知吃哪样好。都想品尝一下中国的南北大菜。
我们谈论的话题最多的还是来加拿大的各人感受。忠信说，他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社会福利非常好的国家，政府对低收入的家庭采取经济补贴，不会有人饿死。我想起不久前在市区看到的一位乞讨者，就急不可耐地问：“那为什么街头还有要饭的？”忠信风趣地说：“那不是要饭的，那是要钱的。他们是当地的一些土着人，政府给了他们许多补贴，但他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钱去消费。”“那他们应该去找工作呀？”我的天真发问似乎触动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顿时鸦雀无声，主人赶快招呼“吃菜，吃菜，看我做的南京红烧肉，味道怎么样？”这一招真管用，大家似乎有所领悟，大家都是出来谋求发展的，何必管人家闲事呢，顿时安静下来，大家品尝主人佳作。
不知是谁家小孩闹了起来，于是，就听到一声吆喝声“别闹！”这下，可引发忠信另一个话题：“你们知道在加拿大是不准打小孩的”。我第一次来加拿大时曾听说过，但不知法律如何干预？就问道：“打了，又怎样？”忠信说：“小孩可以告你，邻居也可以告你。
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再婚妇女状告她的夫君虐待她的女儿，警察来查问此事，那位继父态度不好，随手拿起棍棒指着警察辩解，谁知怕死的警察竟开枪将他打死。”“啊！不经法院判决，就将人打死，这是不是草芥人命？”我随口说了一句，不想又引起另一话题。那位叫小崔的马上插嘴说：“加拿大和美国法律没有规定公民不准拥有枪支，加上美国‘911事件’后，恐怖事件时有发生，那些警察为了防范万一，经常会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
我曾听说一位外国移民开车违反交通规则，警察示意让他停车，那位对加拿大社会还不熟悉的外国人，把车子停下来后，随便把手插在裤袋里，谁知警察马上把枪对准他的脑壳。”“啊呀！”我又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小崔似乎明白我的意思，马上解释：“那是怕你从裤袋里掏枪。”不知是谁补充了一句“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把手放在警察能看得见的地方。”我本想说“西方人真怕死。”话到嘴边又吞下去了。我是来探亲作客的，何必对人家品头论足的。
中国有句古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今天我们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人，能在异国他乡相逢，特别还有我们的台湾同胞，大家在一起共进丰盛的晚餐，有谁不珍惜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就连几岁的小孩子们也在一起哇里哇啦地乱喊乱叫，他们的天真活泼，增添了宴会的热闹气氛。
我注意桌上的南北大菜开始不断减少，台子上的可口可乐、果汁的空瓶子也越来越多，老中青的吃喝班子个个“能征善战”，就连我这个平时很注意自己形象的“老夫子”也经不起美味佳肴的诱惑，大吃大喝起来，放在我面前的南京盐水鸡大半都被我填进胃里了。
在众多的大菜中，我发现没有鱼，有点奇怪。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大宴特别是中国的年饭，必有鱼，我们安徽人把这盘红烧鱼，叫听话鱼，三十晚上，只看不吃，它象征着“年年有余”。就在我为鱼而思的时候，有人真的提到鱼了。他们中有些人是钓鱼能手。小崔在零四年就和韦冬一起钓过鱼，当时我也在场，我曾拍摄过“鱼儿上钩”的可喜镜头。我还能回忆起当时有一个人钓了一条“不该钓”（受国家重点保护鱼类）的鱼，他很小心地把鱼放进河塘里。
于是，我明知故问：“既然加拿大政府重视生态保护，不准随便捕杀野生动物，为什么还允许人们钓鱼呢？”小崔说：“钓鱼是有季节限制的，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钓，而且得办证，无证是不能钓鱼的，钓鱼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规定，超过规定，要罚款。”一提到罚款，不知是哪一位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家里围墙里飞来一只野鸡，他偷偷地宰杀了，由于毛没有处理好，被人发现，投诉后，被罚一千五百加元。“我的天哪！一只野鸡，竟值一万多人民币！”怪不得我第一次来加拿大时，经常看到野鸡野兔出没人家，竟无人问津。
大家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吃饱喝足的人们又开始新的话题，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经历谈起对加拿大的社会印象。忠信认为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比较轻松，待遇也还不错，不像国内，虽然政府公务员，工资高、有地位，也不累，但心里压力大，生怕哪一天，得罪上司而挨整。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各种制度比较健全，特别是监督体制，不会像国内动不动就抓出大贪官！
对此，小崔有同感，他原和韦冬同在一家公司工作，从事产品设计，上班就坐在电脑前搞设计，很少有空闲时间。后来他到政府部门应聘，在一家图书馆工作，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不像原来单位那样紧张。一提起紧张二字，忠信的话又多起来了。他举了他的右手，“你们看我的这只指头，它经历了不寻常的苦难。”原来他在装修房子时，被电锯锯断一根手指头，鲜血直流，他急忙跑到一家医院就诊。他心急火燎，疼痛难忍，可值班护士和医生视而不见，不予理睬，让他排队，他足足排了七个小时。(newstarnet.com)
轮到他时，护士端了一盆水，让他把那只手指在水里摆了摆，把血迹冲干，也不做任何处理。当他见到医生时，只喊“见到骨头了”，实指望唤起医生的同情心，谁知那位医生不慌不忙地对他说：“你的骨头在下面。”意思是你不要太紧张还是你不要太夸张，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他这么一说，引起哄堂大笑。坐在席外就餐的一平，听到笑声，也跑来凑热闹：“前几天，我有一位同学在雪地里行走，不幸摔倒，满嘴是血，跑到医院去看病，排了五个小时的队，最后诊断是脸部骨折。”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我第一次来加拿大前夕，在国内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当时，为了将一瓶小磨麻油从玻璃瓶转到塑料瓶时，不小心将左手大姆指虎口处划破，鲜血直流。赶快打的到一冶医院急诊，值班医生先问我“是不是公费医疗?”我说“是”，于是他紧急为我处理，开药打针，我一看上面的价钱，大吃一惊，一种消炎药竟要四百多元。我当时没带那么多钱，随便说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医生说“弄不好，这只手就要残废。”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可身边又没带那么多钱，怎么办？医生十分通情达理，“没关系，我把药方先开，你先把缝针和防破伤风的钱先交，消炎的药明天带钱来再打针。”
因当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为了保住这只手，我第二天带了五百元到一冶医院准备交费打针。当班的医生看了我的病历后，觉得用不着那么贵重的药，就给我换了一种，我一看，三百多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我灵机一动，肥水不流外人田，何不到校医务室去看。化了五角钱挂号，医生给我换药，伤口处又处理了一下，包括后来几次换药，总共才几块钱。我说着说着，就把左手递给他们看，大家都笑了。我告诉他们还有比我更惨的，我的一位校友，肠胃不适，被诊断是胃癌，开肠剖肚，等打开一看，竟未发现任何癌细胞！几万元人民币打了“水漂”不说，人可遭殃了！
故事是讲完了，宴席还没散，大家又重新拿起筷子，大吃大喝起来。我一个从中国来探亲的老人，也算是从这朋友间无拘无束的畅饮交谈中了解了更多的中加社会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