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提时代赶上“文革”高潮，“破四旧，立四新”，春节提倡革命化，因此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凭票购买的京果、酥糖、杂糖已是很好的享受，燃放几个昂贵的鞭炮便感到十分满足。
那时有种“拉鞭”比较时髦，有次春节我从公共厕所出来，有位小伙伴将其系在门把上，突然拉响的爆炸声吓我一跳，至今未曾忘却。
1970年，我随父母下放去了农村，那里的春节比城里热闹许多。年前队里“干溏”，即用抽水机把鱼溏的水抽干见底，然后捞鱼或挖藕分到每家。
有些农民家则要杀猪：屠宰前把猪捆好，用刀直捅喉咙，吊起沿皮下吹气，将皮分离去掉，再开膛破肚。
村中家家都准备蕃糁（一种油炸面片）、麻糖和糍粑（糯米饭经舂制、风干而成）。每户门口贴有红纸对联和横批，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小孩有新衣新鞋，女孩则选择此时出嫁，出发前大哭一场，很远能听到（长大后我才得知，“哭嫁”是种传统习俗，为的是体现新娘离别娘家的相思之情）。在生产队里举办的庆祝会上，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演唱了《智取威虎山》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居然大受欢迎。
1972年，我随父母回了城，这时的过年已进入“票证”时代，即花生、瓜子、猪肉、排骨、鱼、糍粑、糯米、豆腐等所有食物凭“副食本”供应。
春节前，父母、哥哥轮流排队购买，我们还将门窗擦洗一新。三十这天，父母包饺子，全家一起收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春节期间，父母单位包场电影，有时几部片子我们分天观看。
“文革”结束后，春节热闹起来。肉丸、鱼丸、饺子馅和其它熟食，要准备好几天。三十晚上，全家团圆吃年饭，十菜两汤，少不了全鱼。饭前在阳台放串鞭炮，楼上楼下几乎同时点燃，震耳欲聋，特令人兴奋。半夜时分，父母在熟睡的孙子枕头下面，放上红袋，让次日收到“压岁钱”的孩子一阵高兴。
从1983年起，央视开办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持续到新年凌晨。那之后，看晚会成了我们的保留项目……
1993年，我留学来美，进入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第一年，我与几位访问学者同租一房。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起包饺子庆祝，房东也来到我们中间。他送给大家每人一个茶杯，还与我对弈象棋。因当时收不到中文电视台，没看到春节联欢晚会，非常遗憾。初一早上，我们轮流电话国内家人，这成了当时的特色景致。
第二年我搬进研究生宿舍，开始参加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的庆新年活动。活动在学生活动中心（Student Union）举行，三四百人参加。每人交10美元，吃喝玩乐，欣赏节目。
表演者水平很高，他们多是国内专业人才，报幕的还是位中国央视节目播音员，当时出来陪读。表演结束，有卡拉OK和其它游戏，登记排队自娱。我和朋友合唱过“龙的传人”，反应不错；学生组织也在研究生宿舍放电影庆新年，十分热闹。
1998年春节，我回国探亲，这是我出来后首次回国，大年三十还赶上儿子10岁生日，年夜饭品种花样繁多，令人回味无穷，我四年的渴望尽在其中。吃完年饭，我把美国买的彩票（Lotto）给了儿子和侄儿。他俩兴致很高，虽未中奖，但气氛活跃，为新年带来了新的气象。
结束研究工作后，我搬进了纽约华人集中地——法拉盛，这让我有机会参加华裔社区的新年庆祝活动。印象较深的是1999年春节游行，那年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在长岛举办的友好运动会训练中，不慎跌伤颈椎，导致截瘫。但她表现得坚毅、勇敢和乐观，这让许多人为之感染。为了表示支持，在社区举办新年游行时，特意安排桑坐在彩车观礼台上，出现在了队伍的第一位。
2002年是对华人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这年纽约市议会通过法案，使农历新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纳入公假的亚裔节日，纽约也成为美国首个把亚裔节日纳入公共节假日的城市。
同年，市长彭博签署恢复春节燃放鞭炮议案，久违多年的鞭炮之声回到了华人社区。从那以后，放鞭炮再次成为我们春节庆祝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