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英语热，大部分幼稚园独尊英语，标榜“NoChinese”的学习环境，若幼儿不小心吐出来母语，老师会批评其“BadGirl(坏女孩)”或“BadBoy(坏男孩)”。电视上的主持人更迫不及待地显耀自己多么国际化，每句台词里总带上几个英文词汇。顺口就爱说“Anyway(无论如何)”，要不就是“我有一个Appointment( 约会)”。难道中文里连“无论如何”、“约会”如此简单的词汇都没有，非得借助英文来补救？这种不伦不类、半中半英的句式却风行一时。似乎主播嘴里嘣出来的英文词汇越多意味着越成功越得意，有时一句话里仅剩下几个中文词点缀其间。诸如 “今天下午我去喝Afternoontea，非常地Relax，你也应该去TryTry，ReallyWonderful ，多喝茶才能更Fit”。笑过后，我觉得我的中文都比主持人溜，总不至于如此支离破碎、惨不忍听。
刚到台北时，我曾决心每天与中国人只说中文，但一出家门即发现这个愿望难于上青天。即使站在公车上，身旁的台湾人见我一介金发碧眼，便主动凑过来操练起他们的英语。去餐厅、咖啡馆也别想清静，女侍会兴冲冲地跑过来与我聊英语，或好学不倦地捧着本《英语语法》课本，抓紧机会向我咨询为什么这个词前要加the，那个词则不用。与台湾朋友相处，与其说是聊天，更准确地说是一场语言对抗大战。常常我刚用汉语开了个头，对方已抢着吐出来一长串的英语，然后我好不容易钻空子冒上句中文，人家又不依不饶地来了大段英语，接着我便再难瞄准机会讲中文了。于是我只得投降服输，乖乖地当起对方的英语陪练。
许多台湾人都有英文名字。上回参加伦敦中国城的春节联谊会，一家台湾移民上至70多岁的祖父母，下至在襁褓中酣睡的婴儿，无一例外个个拥有洋名。洋人没有中国人那般敬老的习俗，只要不是自己的亲妈，任何外人，不管人家是多么庄重年龄的长者，都直呼其名。一洋女人热情地和一洋名叫安娜的老人搭讪：安娜老太太，你要不要饮料？老人家始终没反应。于是我只得拉了拉老太太的胳膊，用汉语说：“人家跟您说话呢。”还是“安娜”的“渥伦斯基”在一旁啼笑皆非地替自己老伴解围道：“嗨！都是小字辈硬给我们开什么洋荤。尽让我们出洋相丢人现眼。”我询问老人家贵姓，他说姓司马，就是司马相如的司马。我扭过头来对那洋女人介绍说：“这是司马先生、司马太太。”并给她讲司马相如的故事，告诉她这个姓都姓了两千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