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来到广岛这个相对于日本其它地区还较多地保留着二战历史痕迹的城市之后，也不知为什么，我就经常会想起一个叫关口弘明的大学同学，一个彼此熟识，但却始终没有成为朋友的人。
第一次见到关口，是在校方举办的一个关于如何申请去国外的姊妹校交换留学的说明会上。当时我读大学二年级，他则还是刚从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的一个小镇上初来东京上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因为“共同的目标”，加之又是在同一学部，我们俩便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当时我的日语还不是太利索，跟着他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同时，又学会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年轻人的时髦话来。关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可爱，又有几分腼腆的乡村小孩。另外，我还了解到，关口的父亲是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在东北地区分社的经理，母亲则留在家里和爷爷奶奶一起经营着一个米店。他只有一个妹妹。关口家家境非常富裕，能看得出全家人都很惯他这个惟一的男孩。只有一点，他曾经让我多少有些搞不懂，那就是他不止一次问过我，“石，在中国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不多吧?”我知道我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一点也摸不透“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在他眼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问他，他又死活不说，只好也含糊地但又是认真地回答他，“像我这么平平常常的人，在中国满大街都有呀。”
再后来，我们俩的留学计划都很幸运地被付诸于实现了，先是一起去了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接着，我们俩又和其他13位同学一道被学校选派到加拿大温哥华，在UBC大学进行为期8个月的交换留学。
很快，学校圣诞节放假，我和关口，还有一个叫中岛大辅的同学三人结伴去加拿大东部去旅行。那是一次刺激的旅行。我们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寒风，疯狂地游遍了多伦多的CN塔，加美交界处的尼亚加拉瀑布，渥太华的全加国会钟楼。旅途的最后一站是300多年前，欧洲人在北美大陆最先安营扎寨的魁北克城。冰天雪地中那白茫茫的法式古城堡，古大炮，还有那条著名的圣劳伦斯河，耳边又全是音乐般优美的法语，令我们感叹。我们惊讶于在这片年轻的土地上竟会有如此古老浪漫的历史和文化。
因为一切都太具魅力了，我们在旅途的尾声中心潮澎湃，几近亢奋。只是在魁北克城的餐馆里吃饭，按北美的习俗支付小费时，关口和中岛甩出去的钱都远远超过了饭钱的10%的范围。我则每次都坚持只付10%的小费。一是和他俩都是花父母的钱不同，我花的则是从在日本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和奖学金里省出来的钱，自然一分也不敢乱花，一是就服务生那慢腾腾的服务也根本不值这么高的回报。我大体了解了在一些日本人的意识中，都多少有一种崇拜欧美，紧跟欧美，又生怕被欧美瞧不起的情绪。
晚上回到旅馆，因为第二天就要打道回府了，大家都感觉挺留恋这次旅行，谁也睡不着，于是索性都爬起来，唾沫星子四溅地神聊起来。一阵嘻嘻哈哈的胡说八道后，关口忽然直直地盯着我，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石，我爷爷以前打仗时去过中国，他对中国印象很不好，经常讲中国人又笨又没有修养。”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他以前总问我的那个问题的意思了：“哪个国家都有又笨又没有修养的人，不过你可以去中国看看，就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了。”刚才吃饭时的不舒服又腾的一下涌了上来。既然关口自己先捅出了这个我们平常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的敏感话题，我倒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待过去的那段历史的。这也是我判断一个日本人是否正直善良，是否值得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你对那场战争有guilty感么?”我有意用英语委婉地说出了罪恶感和歉疚感这层意思。“没有，”关口非常地直接，“当时我们的本意是要东亚共荣，如果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扶持，今天的中国能和美国一样强大。”我先是不禁倒吸了好几口凉气。在此之前，我也曾和几个不同层次的日本人谈到过这个历史问题。虽然每个人的诚恳度有所区别，但还是都表示“关于过去，我们真的是很对不起你们。”我也知道其实日本人对于过去是心知肚明的。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大活人，就这么面对着我，这么露骨地在放着日本右翼分子的法西斯式的厥词，而且还是一个只有20岁的小崽子。我火冒三丈：“你是不是疯了，什么是‘扶持’？我去你家抢走你家的大米，你能拍手叫好说我是扶持么？”我早已不是爱跟人抬杠，非要辩个你死我活的年纪了。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我想告诉他，人要诚实讲理，要懂得尊重别人。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我板着脸发这么大的火，在一边一直都没有吱声的中岛便出来打圆场，“算了，算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快睡吧。”我能直觉到至少中岛也没有站在我这边。三个人在半醒半睡中度过了我们在东部的最后一夜。
第二天，在沉闷闷地去机场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年龄最大，应该大度一些，就想用“我是对事不对人”这句在国内常说的套话来缓和一下昨夜的争吵带来的不快。无奈日语里没有这么现成的话，我只好把一句话截成几段来慢慢说这个意思。然而嘴上说着说着，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当别人那么张狂地伤害了自己对祖国和民族的情感之后，我还能够那么没心没肺地对他说“这和你本人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么？这远远不是大度不大度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立即闭了嘴。上了飞机，我知道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缓和的余地的。于是便假装睡觉，看也不想再看他们俩一眼。心里却是一个劲儿在翻腾。其实以前我一直都隐隐感觉到，相比于40岁以上的日本人，真正不好相处的反而是很多在日本经济高度发达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这一回，我是真实地领教了。于是又不禁骂了自己一路，为了省几个钱，竟和真正的鬼子混在了一起，还把一个好端端的旅行也给毁了。
接下来的最后几天假期，我都被那次旅途中的争吵搞得心烦意乱。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去重新面对和看待班里其他的日本同学们了。
新学期开始了。我还是在一堂计算机课上碰到了关口。而且令我百般别扭的是关口每次还都主动紧挨着我坐下。我们俩都是头一次跟着英语是母语的学生一起听课，所以也都很吃力。关口要么是一字不落地埋头照抄我的笔记，要么则是一个劲地趴在我耳边，问我刚才老师说什么了。有时候碍于面子，我也会用日语小声告他一些我听懂的东西。有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对他说，你可以和我一样去问加拿大同学嘛！但我终于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校方突然把已分散在全校各系的我们14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关口得了重感冒，需要提前回日本治疗。当时，我的心又是咯噔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脑子里最先闪出的就是那次争吵中我回关口的第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在气头上的诅咒不要兑现成事实。
再次见到关口，是在结束加拿大的学习又回到日本的大学以后了。之后，偶尔也碰到过几次总是一个人的关口，打个招呼，又匆匆而过，去为即将面临的毕业、出路发愁和奔波了。
非常幸运，在毕业前我终于收到了日本一家著名的国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在办离校手续的那天，在校园里，和关口走了一个正面。我还想停下来再和他好好说些什么，但又还是匆匆忙忙地道了声再见，逃似地走开了。我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口。
几个月之后，关口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他父亲的一个客户那里找到了工作，这样就可以先安下心来把当时在加拿大耽误的学分都补够了，完了就去英国玩一趟，以后就回秋田老家去当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了。当时我母亲正好来日本探亲，关口最后就嚷着一定要来我家吃我母亲包的饺子。放下电话，我就把关口的话讲给了母亲。我们母子之间几乎无话不谈，没想到母亲知道了要来的人是谁时，就一口回绝了，并警告我，不要再和这样的日本人来往。我替关口说话，“他还是个孩子嘛。”“就是因为他年轻，才更可怕！”母亲把我的话堵得严严实实。我母亲是山西晋东南人，那里是当年遭受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是我很小时就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我知道她最不能容忍我有意无意在回避一些东西，哪怕是一点潜意识。
“关口昨天自杀了，已经去世了。”一天晚上，在三浦先生突然打来的电话中，除了这句结论性的话，老师在那头关于整个过程的叙述，我竟一句也没有记住。因为就在这不久，关口本人还和我在电话里认真地谈着我们都即将面临的未来。毕业，工作，或娶妻或嫁人，生子……我们离那个终点还很远很远。而现在关口就这么突兀地一步跨过，直抵终点了。
我是从报纸上了解到关口自杀前后的具体情况的：“刚从东京都内一所大学毕业的一名22岁的男性，3月19日晚从英国旅行回来之后，转乘由东京开往故乡秋田的夜行巴士，在途中的青森县境内，于20日凌晨4时，突然跳车身亡，本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去死吧。’秋田的一家公司正等着这位男性4月1日来报到上班的。”日本所有的大小媒体都在事发翌日这样报道了关口的死。没有透露学校和死者的名字，而且所有的媒体还惊人地一致用了“一名22岁的男性”这个称谓——日本整个社会已经把关口完全当成一个成年人，所以，对于他的死，当然也只有他自己去承担责任。
我拿不准，关口的亲人又会怎样去反思关口的死呢？又是什么造成了关口的死呢？我的目光又回到了报纸上。同样一天的报纸上还都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日本文部省不顾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强烈抗议，还是通过了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在新版本的教材里，关于50多年前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只字未提。我忽然这样想，他们为什么总是觉得我们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历史就是在揭他们的短，在打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呢？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意识到我们的抗议和反对其实是一种非常友好和善良的告诫和建议呢？否则，他们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引火烧身。因为旁观者的我，已经看到了，当教育偏离了诚实，正直，勇于承担责任这些最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以后，又怎么能够培养出受教育者健康健全的人格和心理呢？包括关口的父母，还会有多少日本人把这同一版面的两条看似没什么联系的新闻放在一起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