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海外立足，已属不易，远离故乡亲人、白手起家，经常要付出比当地人多几倍的努力，而残疾人若要在海外生存其艰难程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在看GTP、看富人榜、算国民平均年收入的同时，更应该倾听一下作为弱势群体的残疾人的声音，如果连残疾人都说：“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那么这个社会无疑正在良性运转，国民整体对政府的满意度也绝不会很低。
那么就让我们来走进在日本的中国残疾人的生活，看看她们真实的生存现状，听听她们的声音！
赵大娘：精神大于物质
1996年，身为战争遗留孤儿的赵大娘和老伴儿以及一双儿女来到玉县的熊谷市定居。赵大娘40多岁时就得了半身不遂，年岁大了越发严重，现在生活全靠轮椅。
两年前赵大娘女儿出嫁，为了方便女儿过来照顾，全家搬到了女儿所在的千叶县居住。
赵大娘介绍，现在自己和老伴儿除了住房、看病免费外，自己凭残疾证还可以享受免费乘车、免费打电话等待遇，此外每月还可以领到17万日元的生活保障金，足够老两口生活了，自己在经济上已经很满足了。此外感觉日本公共场所一些残障设施很齐备，上下电车乘务员有专门照顾轮椅乘客的一套程序，出门乘车也很便利。
最让赵大娘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一双儿女。女儿从小就孝顺，结婚后每天晚上都要过来陪父母聊聊天，帮忙干些家务。高中毕业后来日的儿子，顺利地考上了国立大学，四年本科加两年硕士，硬是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的学费，全靠奖学金和自己打工。
儿子明年硕士毕业，就职后马上就要忙起来了。女儿出嫁了，也不用自己操心。赵大娘考虑著还是想和老伴儿回中国养老，但一家人出国前已经将国内的房子卖掉了，于是赵大娘考虑到中国的养老院居住。
大娘说，人老了不光是要吃好的住好的，精神生活是最重要的，自己行动不方便，这么大年纪，从头学日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儿子住在学校宿舍，女婿是日本人，虽然也很孝顺，但毕竟没办法在语言上沟通，除了女儿时常过来看望，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由于行动不方便，平时自己很少出门，在家也只能看看中文电视和中文报纸解解闷儿。回去中国，起码亲戚朋友们都在，语言沟通也没问题，总比呆在日本心里敞亮。
赵大娘原在黑龙江省的一家西药房工作，来日本前大娘和老伴儿都办了退休，但两人的原工作单位濒临倒闭，基本领不到退休金。记者问起，如果回中国，日本这边的生活保障金就拿不到了，老两口靠什么生活呀？赵大娘说，养儿防老，当然要靠自己的儿女了！
采访中，趁赵大娘出去的工夫，大娘的儿子悄悄对记者说，妈妈只是闲来抱怨一下而已，老两口年纪大了，儿女都在日本，她哪里舍得撇下孩子们一个人回中国呢！
王玉英：残疾并快乐着
今年54岁的王玉英患有先天小儿麻痹症，右腿要依靠安装特殊的支具才能行走。王玉英的婆婆是战争时的遗留妇人，1992年王玉英全家和婆婆来到东京定居。
王玉英的丈夫是健康人，自己虽然残疾，但并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两人不能领取政府的生活保障金。
来日本后，丈夫在一家工厂工作，每月收入30余万日元。之前王玉英在北京的青河毛纺厂当织补工。到日本后王玉英隔三岔五地到东京的一家服装厂干些钉扣子、锁扣眼儿的零活儿，一个月下来收入也有5、6万日元。
时间一长王玉英发现，在东京都内作为残疾人，自己可以享受的福利太多了，接著为我们一一列数起来。
王玉英现在每月可以领到7000日元的生活补贴费，每年可以领到6万8千日元的出租车费代金券，如果有私家车，代金券还可以换成同等金额的汽油票。凭残疾证乘坐都营公车免费，私营公车半价。除到各旅游景点游览免费外，还可以免费带一名看护人员入场。自己腿上的支具市价要15万日元，由于照顾残疾人，自己安装支具免费。凭残疾证家用电话和手机话费半价，此外使用都营存车场也免费，医疗费全免，还可以优先选住比市价便宜很多的都营住宅。就连自己家里附近的很多大超市都可以为残疾人免费送货。
但王玉英说，和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相比，最让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日本给残疾人营造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十几年前，自己走在北京的马路上，会有素不相识的小青年儿突然出口不逊，骂自己几句。王玉英说：我虽然残疾但招谁惹谁了，听到别人无缘无故骂自己，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当时的王玉英特别自卑，不求吃好的，住好的，一心只想把腿治好。家里一有余钱就奔走于北京各大医院，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但王玉英说，来日本后自己发现，走在街上连回头多看自己几眼的人都没有。从工厂老板、同事到街坊邻居对自己都是亲切和善，自己从来也没有因为残疾而被歧视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性格都慢慢变得开朗了。
目前王玉英的婆婆独住一套免费的房子，看病免费，每月还可以领到固定的生活费。儿子在东京湾码头当搬运工，每个月收入也有30余万日元。不久前儿子刚刚买了一辆美国的福特跑车，虽然花钱有点儿大手大脚，但儿子工作起来绝对肯吃苦，所以在儿子花钱方面王玉英也不大干涉。
丈夫的收入足够一家人日常开销。王玉英打零工赚来的钱，属于家中的额外收入，她可以自由支配，王玉英经常用其来旅行和购买一些名牌商品。
至今王玉英已经跟随旅行团到过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法国旅行时，王玉英看到同行的人都去购买当地的名牌挎包，于是自己也尝试买回了一个，感觉的确美观耐用，于是渐渐喜欢上了各式名牌商品，平时有了闲钱总喜欢买上几样儿用。
此外王玉英对于各种新电器也十分感兴趣，多年前就开始学打字了，现在连儿子都经常夸她打字快。如今电脑已经成了王玉英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上网看新闻、发邮件根本不在话下。数码相机、摄像机已经换了好几代了。最近王玉英玩儿MP3上了瘾，到网上下载最新的流行歌曲，连做饭都戴著耳机。
来日本后，在旅行团中、以前老邻居当中，王玉英也认识了不少中国人，平均一星期只上两三天班的王玉英，闲下来时经常约中国朋友出来相聚聊天。来日本十几年，王玉英说日语虽然口音很重、讲不流利，但应付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情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看日语电视剧也能明白个八九不离十。
王玉英说，我天生残疾，我是最有理由消沉的。但自己的腿已经这样，开开心心是一辈子，哭哭啼啼也是一辈子，人生苦短，干嘛不往开了想呢？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不能看得太重。现在自己房租极其便宜，看病免费，儿子也大了，不花家里钱自己还能赚钱，没什么后顾之忧干嘛不享受啊！
梅大娘：活着就幸福
在采访中梅贵兰大娘经常会重复一句话：“我这辈子命咋这么苦呀！一天福没享着，把能遭的罪全遭了！”61年前的战争使梅大娘在嗷嗷待哺时就成了孤儿。在她的记忆中，6岁时在难民所中一场持续的高烧过后，自己腿就再也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走路了。多年后，医生诊断其为软骨风湿兼小儿麻痹症。梅大娘说，多亏了好心的中国养父母，不嫌弃自己残疾，将自己领回家收养。
中专毕业后，梅大娘在哈尔滨的一家国营饭店当上了会计。北方的冬天又长又冷，当时梅大娘从家到饭店坐车只需15分钟，但由于腿有残疾，经常挤不上公共汽车，梅大娘每天早上不得不比上班时间提前1个小时出门。
1990年，梅大娘的遗孤身份得到确认后，和老伴儿、儿子来到日本千叶县定居。由于大娘身体有残疾，老伴儿又多病，两人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当时靠领取政府每月12万日元的生活保障金度日。
谁知生活刚刚稳定下来，中国又传来养父病重的消息。梅大娘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将日常生活开销降到最低，从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寄回国给养父治病。虽然梅大娘做梦都想回中国去探望，但由于日本政府规定，遗孤回国探亲期间，生活保障金将停止发放。生活本来拮据，如果连这点钱都拿不到，就更没钱给养父治病了。因此养父生病的7年间，梅大娘虽然前后寄了200余万日元回去，但硬是咬牙没敢回去探望过一次。养父去世后，养母的另一个养女拒绝抚养母亲，大娘又克服了重重困难将养母接来日本扶养照顾。
梅大娘自己身体残疾却要同时照顾瘫痪的养母和多病的老伴儿。当时，除去大娘和老伴儿的生活保障金，养母每月还可以额外领到5万日元的生活费。住房是当地政府照顾的县营住宅，三房一厅可以无限期免费居住。此外大娘和老伴儿、养母看病全部免费。
梅大娘说：养母在日本的那段时间，虽然自己辛苦了些，但由于看病、住房免费，一家人经济上没有太大负担，也算是解了自己的后顾之忧。自己和养母感情很深，异国他乡娘俩儿也算是个伴儿，说说唠唠也不觉得闷，直至2001年养母去世。
据了解，在日本由于居住地的财政状况不同，当地残疾人可以享受的福利也不尽相同。梅大娘介绍，和东京一些大地方比起来，自己所在的地区给予残疾人的特殊照顾相对较少，平时生活除了乘坐县内的单轨电车可以享受半价外，其余优惠很少。
现在梅大娘每月领到的生活保障金可以维持日常开销，独生儿子和媳妇帮人打理一家中华料理店，听说生意不太好，收入有限。但梅大娘说，这么多年苦日子都过来了，吃不起大鱼大肉，粗茶淡饭也没什么大不了。再说人上年纪了，一天吃也吃不了多少。让自己欣慰的是，自己残疾、老伴儿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两人看病全部免费。
梅大娘说，自己现在每月可以从国内单位领到4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而老伴儿的工厂多年前就倒闭了，根本拿不到养老金。依自己和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国内，填饱肚子都成问题，根本去不起医院。看不起病在家等死，那才叫生不如死呢！所以自己现在也没什么更高要求了。
现在，梅大娘在家里安装了中文电视接收系统，又订了几份中文报纸，早上还经常和老伴儿到附近的小公园逛逛。打听到附近的文化馆有免费的日语辅导班，梅大娘也每周一次定期去学。
梅大娘说，自己现在和日本那些住著独栋别墅、拿著几十万养老金的同龄人是没办法相比的。但和国内那些拿不到退休金又没钱看病的亲戚相比，已经很知足了，凡事都往宽处想吧。(来源/日本中文导报，作者/孙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