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青春
在陶理看来，简的故事，代表着小留学生中“拒绝融入”的一类。但大多数小留学生却与简不同，他们会主动尝试融入当地的校园、文化，尽管融入的过程伴随着挫折和痛苦。
一个下雨的黄昏，陶理路过惠灵顿火车站。小站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中国小留学生，抱着双肩，独自守着一个大箱子，坐在那里瑟瑟发抖。正是那一刻，她萌生了拍一部小留学生纪录片的念头。
那是2004年，陶理从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电影专业毕业不久，在惠灵顿一所主流公立中学担任留学生督导，工作是定期和小留学生沟通，听他们倾诉，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异乡生活。
“我觉得他们是格外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独自一人在异乡生活，并且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生存。这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陶理说。
据新西兰大使馆公开的材料，那一年，教育出口已经成为该国第四大出口产业。在新西兰高达17亿新元的教育出口收入中，中国人贡献了其中的8亿新元。2003年，新西兰海外留学生总数为8．2万人，其中中国学生有3万多，占36％。而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占了一半以上。
陶理注意到，与以往的留学生不同，这些小留学生，大多被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甩出了“第一方阵”，有的甚至被甩得很远，但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错。多数小留学生不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
而在此之前，随着新西兰几所语言学校的倒闭，以及惊爆于小留学生间的几起凶杀案和绑架案，国内媒体充斥着对小留学生的消极、负面评价。在一些人眼中，小留学生似乎与娇纵、奢侈，甚至堕落画上了等号。
陶理并不否认部分小留学生“垃圾行为”的存在，但在她看来，这只是这个群体中很小的一个片段。“做一个拾垃圾的记录者，大肆渲染一番，扔在两边的主流社会面前，这不是我的目的”。
或许因为自己也是留学生，也曾有过在陌生文化苦旅中艰难摸索的经历，回过头看小留学生这个群体，陶理充满了关切和同情。她说，拍纪录片其实是一种关怀，“自发的拍摄就是自发的关怀”。
她把这当做一种责任，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小留学生的真实生活：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有着怎样的欢笑与眼泪？他们主要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又有怎样的收获？
“要知道，青春期出国留学，被挑战的不仅是小留学生的青春，更是中国的教育价值观。”陶理说。
于是，便有了一个黑发女子，肩扛摄像机，不知疲倦地游走在新西兰一所主流公立中学的身影。尽管开始她并不知道能拍到什么，而一旦扛起摄像机，她发现故事竟像水一样自己流了出来。
陶理发现，大部分小留学生的成长，都经历过相似的4个阶段：1．思乡／封闭；2．尝试融入另一种文化；3．在两种文化之间困惑、摇摆、蚕蜕；4．回家／带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对自己的母文化。
思乡是每个小留学生头一年必须要过的坎儿。陶理的镜头记录下来自深圳的17岁男孩凯（Ken）的故事。
父亲节前一天，凯买了一瓶酒和一张卡片，准备送给寄宿家庭的父亲德里克。父亲节那天一大早，凯发短信告诉陶理一个好消息：惠灵顿一家中餐馆要他去做服务生。他高兴极了，一早就去见工，当天就开始工作。
下午4点30分，凯终于结束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长着青春痘的脸上挂满了成就感。回到家时，寄宿家庭的妈妈切西早已在厨房忙开了。“手指好累啊！”凯一边活动着手指，一边乐滋滋地与切西分享自己的喜悦，“我的工作是给客人倒茶、洗碗、端盘子。”
凯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感受与寄宿家庭的每一个人分享，包括5岁的孩子小乔。他带着陶醉的表情蹲在小乔面前，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今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1小时可以赚6块钱，干了4个小时。虽然很累，但我很为自己骄傲。知道吗？小乔，等你长大了，也会拥有属于你的第一份工作。”
小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凯，她看上去根本不知道凯在说什么。
与大家一起吃过晚饭，把礼物送给德里克后，凯回到自己的小屋，拨通了爸爸的手机。可爸爸正在出差途中。信号不好，于是说了几句便匆匆挂断。
放下电话后，四周忽然变得静悄悄的。凯把电话卡在手中揉来揉去。就在那一刻，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恍惚中，他又把电话拨给了妈妈。不巧，妈妈刚好也不在。
凯放下电话，却抑制不住思亲之情。待再拿着电话，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凯站起来，决定摆脱伤感的情绪，于是回到客厅里。切西关切地问：“和爸爸妈妈联系上了吗？”
凯勉强笑笑。这时候，屋内灯火温柔，切西一家三代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凯又一次悄悄回到自己的小屋。
这时候，他的脸上充满了迷惘和失落的表情。他静静坐在小床边，双手握拢，不知如何是好。几分钟后，他再次站起来，像是掉到水里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样重新走出小屋，试图回到那个温暖、明亮、充满“家”的温暖的客厅。
可是，当他走出屋子，走在黑黑的走廊里的时候，客厅里传来欢笑的声音，切西一家用英文谈笑的声音使他却步了。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屋，打开电脑，将内存的父母照片一一调了出来，一个人悄悄看着。电脑里面，爸爸妈妈微笑着站在中国南方一棵鲜花盛开的桃树下，似乎正在等待儿子回家。
这时，凯突然“啪”地关掉了屋子里惟一的一盏灯，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或许完全忘记了陶理的存在，但也许，正因为有陶理在黑暗中的陪伴，才给了他一个肆意宣泄的机会和理由。
哭过之后，凯站了起来，打开了灯。他恢复了常态。
“他让我想到一个词‘Isolation（隔绝）’。在别人的文化里，融入常常是片面的。”陶理感慨。
在陶理以后的镜头里，凯已摆脱了思乡的情绪，性格上经历了一个清晰的转变过程：越来越开朗、活泼。一年后再看到陶理拍的这个片段，凯笑得前仰后合。陶理说着，自己也大笑起来。
化蛹为蝶
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向来以数理化成绩优秀而闻名。但对新西兰的主流中学来说，这远远不够。这里更加强调学生的创造能力、思考能力和社交能力。因此，一个在国内非常优秀的学生，在这里并不一定胜出。这让一些在国内成绩优秀的小留学生，一时感到难以适应。
陶理在拍摄、交谈中，渐渐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帮助小留学生，尽快适应这里的校园生活。
16岁的江苏女孩罗斯（Rose），面容清秀，身材高挑。在国内，她就是重点学校的高才生，父母都是银行的高级职员。她似乎是几个小留学生中最为积极、活泼、开朗的一个。但即便是她的留学之旅也并非一帆风顺。
第一天踏入校园，罗斯就遇到了不小的“尴尬”。
那是一节经济课。好容易找到教室的罗斯站在门口，轻声问老师：“请问这是经济课课堂吗？”
老师看了看她手中的课表，随手一指，说：“是啊，你坐吧。”
于是罗斯按照老师手指的方向坐了下来。她发现自己面对全班同学，背对老师写字的白板。她竟然坐在了老师的位置上。但她不知如何是好，傻傻地坐到下课。“在中国，习惯了老师给你排座位，
而在这里，要自己选课，自己找班级。”罗斯说，“一下子，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要回到中国去……”
正在痛苦中挣扎的罗斯，不久后又因为和寄宿家庭的孩子，一个新西兰本地中学生的一次聊天，受到不小的触动。
“你喜欢什么？”那个男孩问。“每一科都不错。”罗斯回答。
“不，我不是问你学科，我问你个人兴趣。”
罗斯想了想，小时候她学过弹钢琴，不过后来因为功课繁忙，已经放弃了。
“音乐”。她回答。“什么音乐，古典还是现代？”罗斯愣住了。她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已经是个中学生了，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罗斯被问住了。以前在国内，每门课成绩优秀是最大的目标。至于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确实从没想过。那似乎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
那段时间，罗斯陷入了孤独和失落之中，完全失掉了原来的自信和快乐。在写给国内一个朋友的信中，她这样描述自己的苦闷：“不要羡慕我在这里的轻松。虽然脱离了作业的苦海，但一个人躺着、坐着，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老师的帮助下，罗斯开始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她重新安排了课程，选择了经济和时装设计，这都是她真心喜欢的科目。
时装设计课听起来似乎只有裁剪缝补，其实并不轻松。在动手的同时，老师要求学生记录每一步“思考”的过程。例如，为什么如此选料，为什么如此设计，等等。最后，动手的作品和“思考”的笔记一起上交，供老师评分。
罗斯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自己设计的手工包。之后，她开始悄悄设计，准备送给寄宿家庭妈妈一条裙子，作为圣诞礼物。
几个月下来，罗斯感到自己正在发生改变。两种校园后面的“好学生”，是两种不同的人，自己到底应该停留在中国的状态，还是改变为现在校园里新的自我？
那段日子，她的心情总是起起落落，语言尚在磨炼之中，社交面仍然很窄。有时候，她尝试和别的学生说话，但是回应颇少。这和在国内很受同学老师看重的“宠儿”身份大相径庭。
为了练习语言，罗斯尝试和寄宿家庭的妈妈一起做家务、收拾花园。她还去一家幼儿园当义工。这里有一群金发碧眼的小天使，他们没有介意罗斯的语言、文化差异，开心地扑进了她的怀抱。
罗斯一点点找到了“融入”的感觉。在英语进步之后，她留学生活的一个小小转折点来到了。
在学校的多元文化节上，中国留学生一起演唱了任贤齐的《浪花》。文化节后不久，罗斯的一个同学、憨厚活泼的新西兰女孩尼考拉找到她，激动地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唱得那首歌真好听。”
“我可以教你唱，不过你愿意学中文吗？”
尼考拉跃跃欲试。于是，罗斯把《浪花》的歌词写成拼音，利用课间休息和中午的时间，一字一句地教给尼考拉。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日复一日，尼考拉的中文进步明显。在两个月之内，她居然把这首歌唱得有模有样了。“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
两个女孩在音乐之旅中结为好友。
罗斯的异乡校园生活一点点丰富起来了。初来时希望尽快归国的感觉渐渐淡去了。她结交了许多来自各国的好友。
9月份，罗斯生日那天，刚刚走出教室，罗斯就被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围住了。罗斯接过他们递过来的各种礼物：笔记本、相框、小玩具……她记得，去年的今日，还只有几个中国学生替她过生日。她开心地笑着，连连发出惊喜的赞叹声。陶理的摄像机自始至终拍摄下了罗斯和同学们在校园中欢聚的镜头。
这是幸福的一天。罗斯在异国他乡的校园里，重新找到了自我。罗斯身边的许多同学也感觉到她比初来时更开朗了，也更轻松了。她说：“在一年之内，我肯定自己的成长，我更独立了，更具有创造性了，也更勇敢了。我现在选了音乐课，在国内校园里，这是别人认为浪费时间的一门课。不过，在这里，我觉得只要是喜欢，我就应该去尝试。”
罗斯现在已经顺利地升入大学，并且有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男朋友。
罗斯无疑是这群小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但陶理接触更多的，是那些在国内成绩处于中游的学生。小桔就是其中之一。
陶理记得，刚入校时的小桔，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一点自信也没有。她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老师帮助她挑选了艺术及商科。可是小桔担心艺术对考试无用，还是换回了物理。
“我是被老妈赶出来留学的，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开心。”但两年之后，小桔完全变了。现在，她感到自己“越来越独立了，学会自己选课，安排学习时间，找资料写小论文。并且敢跟老师争辩，如果我不同意”。
“如果不留学，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会永远在班级排名二十开外，永远是个不被人注意的灰姑娘。”她信心满怀地说。
“小桔是那种在留学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陶理比喻说，“他们在国内是苦柑，在这里变成了甜桔。现在的小桔，懂得了如何让自己活得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