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老师来到教室，却看见女孩空空的座位。
成绩对于小留学生总是显得很重要，他们到新西兰的第一课要学会的往往是如何承受低分的压力。
另一个小留学生在留学之初的一次考试中获得了一个低分，这是一个她从没有经历过的失败。她拿着卷子，伤心得只想躲起来哭，而这时候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却兴高采烈夸了一句：“棒极了！”这一下，她越发伤心了。
她告诉自己的同学，“老师在嘲笑我！”
而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却告诉她：“外国老师习惯于鼓励，他看到你虽然不及格，却也获得了一些分数，认为你做得不错，夸你是希望你下次更加努力。”
伤心的眼泪很多来自这类误会，许多孩子在其中逐渐领悟，走向成熟。
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爸妈把我送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硬起心肠，独自走。后来妈妈打电话跟给我说，‘你好狠心啊，不回头看我一眼……’其实就在我走上飞机的那一刻，我的眼中已满是泪水，但是我知道，就在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经帮不了我。这条路，只有我自己来走。”
当然也有在寂寞与压力中选择逃避的。许多孩子在采访中直接的告诉我，他们有过“垃圾”的行为，但他们也慢慢地意识到“垃圾”只是他们跨文化之旅的一个阶段，就像最初因为思乡和环境重重误会带来的“眼泪”阶段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一样。他们急欲倾诉，却又一再沉默不语的，正是这个“垃圾”的称号。
“垃圾”背后的成长
广州来的小留学生阿成，是第一个向记者坦白他有过“垃圾”行为的孩子。
阿成是一个颇具绘画天赋的孩子，有偏科的倾向。在初中快要结束之际，他的姑奶奶向他的父母建议，对于像他这样有偏科特色的孩子，去国外读高中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成听说在国外高中能学到他喜欢的“设计”课程，便高兴地起程了。
阿成出国的时候15岁，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四年之内他四度转校，从奥克兰到惠灵顿，从语言学校到高中，从天主教学校到公立高中。一开始是中介为他作的选择，但是很快，他开始自己去了解学校，自己考虑最适合的选择。
“最初的两年内，我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刚一入语言学校的时候，我有些自由过度，也有过过激行为。这里没有作业，老师也不像国内那么逼着。到教会学校后，我曾一时怒起，砸过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当时就是火，为什么扔进钱没出来东西。”
“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我事后反反复复在心里问了自己半年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垃圾。”阿成在采访中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深深地看着我。
“我当时就想，以前老觉得父母管得太多了。现在却在想，有父母管着多好！”
教会学校的清规很多，但是校长并没有因这件事情太多责备他，而是找他长谈，告诉他许多做人的道理，和如何学会去爱人。
“在天主教学校我并没有信教，但是我转变了，我开始明确认识到，人活在世界上，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必须学会相处，学会爱。在国内读初中时候是寄宿的，和一群非常骄傲的小少爷们在一起，为了一点小事，会大打出手，小事化大，大事化巨，但是我在国外的几年里，对自己的这种自我中心完全作了一个反省。这种成长不是一下子的，而是经历过非常非常痛的煎熬和思考。”
阿成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明他在跨文化的学习中的体会。
“我在新西兰的高中里有机会参加很多体育活动，我和当地的孩子一起踢橄榄球，在刚开始踢球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些当地学生就对我说：‘冲，你不一定抢到球，不冲，则完全没有可能抢到球，所以，你必须往前冲……”
阿成自己把这段话翻译成中文，记在心里，慢慢他悟了出来：“在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在我的少年留学生涯中，我发现人常常是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失落是必然的，但是我更接受这里同学说的，冲吧，即使明知道球不一定是你的。”
“也许很多认为我们是‘垃圾’的成人，自己走到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文化的时候，也会有不适应的时候，也会有垃圾的行为。”
“我特别希望国内的父老乡亲不要只看到‘垃圾’的行为，要看到作为一个群体，在每一段个体的‘垃圾’极端行为之后，我们都在反思着，成长着……在国外学的主要是做人，学会爱。”阿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