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个早晨，我来到了乌拉尔山南麓的兹罗德乌斯特市，城市的名字字面意思是“金嘴”，即巧言善辩的人。一下火车，我就被值勤警察发现了，径直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里一遛小号儿，铁栅栏门上挂着大锁，里面关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囚徒。办公室里一个老局长，五十多岁，相貌严肃而忠厚，没有一点儿巧言善辩的样子，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是间谍吗，到这儿干吗来了？我说我是住在莫斯科的访问学者，到乌拉尔来独自旅行。他说，你不是间谍，干吗到这儿来旅行，你到底是不是间谍？我突然感到一种由衷的幽默，于是哈哈大笑着说：祝贺你，民警同志，您真是一位优秀的国家卫士，早晨刚出门，一伸手就抓住一个外国间谍。老局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你没带毒品吧？我说，我们中国人见到外国人，首先会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许我们之间可以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就算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多一个外国人来吃我们的牛肉，喝我们的啤酒也是好事。俄国人呢，见到外国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是来抢东西搞破坏的吧？完全是一种退缩保守的心态。
我一边说，老局长一边认真地检查我的证件和行李，虽然没有发现毒品，却发现一摞我在俄国各地拍的照片，这是我带给乌拉尔电视台一位朋友看的。局长翻看着我的照片，连声说，好样的，把俄国差不多走遍了。这位忠于职守的警察还是不放心，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他拨通了中央警察局的电话，报告说这里来了一个中国记者（我护照上注明的职业是记者），已经走遍了全俄国，他通报了我的姓名和护照号码要求查证。
等电话的时候，局长就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数我带的钱，反正呆着也是呆着，他从左手倒到右手，从右手倒到左手，起码数了五遍。我心里就开始不踏实了，暗想，身陷虎穴狼窝，至少得见面分一半吧。他问我喜欢俄罗斯吗，我说俄罗斯广袤的森林和美丽的山河令我流连忘返，普通百姓的善良与坦诚让我感动，但是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会感到警察对外国人的敌意。
聊了一会儿，莫斯科回电话了，局长这才彻底相信我不是间谍，也不是毒贩，于是请我喝茶。他找出一大厚本有关的法规仔细查看，书上沾满油污，书脊磨得发亮，就像摆在邮局柜台上用过多年的电话号薄，让我不能不怀疑它还是前苏联时期的文件，然后他指示一个下属详细填写了一张表格，注明我违反了第几条第几款规定。他把我的钱像扑克牌一样排成一个扇形捏在手里，对我说，你没有经过批准就来到本市，按规定应该罚款。我说我在莫斯科已经问过了，具有合法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俄罗斯联邦自由旅行。他说，在莫斯科可以，在我们这儿不行，罚款100卢布。说着，抽出一张100卢布的钞票，把余下的递给我。100卢布约合人民币33元，大大低于我原先的心理准备，可我还是随口说，太多了。于是他从我手中抽出一张500卢布的钞票，晃着说，这个多，100不多，然后把500卢布还给我。我又抽出一张50卢布递给他，我说，100多，这个不多。局长拿着两张钞票，捻来捻去地做思考状，我一看，坏了，人家要100，我又给添了50。结果局长想了想说，好吧，这100你收好。
我说，我在警察局度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也别白来，合个影留作纪念吧。几个警察都说工作时间不可以照相，于是共推一位靓丽警花与我合影，原来她今天休息，是自愿来加班的。照完相我说，你们对我的迎接实在是太隆重了。她说，你别不高兴，因为我们这儿两三年也见不到一个外国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城是军工基地，以前，不但外国人不准进，连本国人都不准随便来。这一帮警察虽然折腾我半天，但我一点不恨他们，我觉得他们虽然保守死板，但终究是兢兢业业的本分人，而我离开这里后在火车上遭遇的那个警察，不但可恨，更叫人厌恶。
好人与坏人都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你生于乱世，兵匪横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碰见一个抢了东西就走的，没准你还要说菩萨保佑谢天谢地遇见一个有良心的。在我遇见要说的这个“可恨警察”之前，我在这一趟列车上先遇见一个好警察。在从乌拉尔山区回莫斯科的路上，晚上10点多，一个不到30岁的便衣警察走进车厢，巡视一番后在我面前停住，要求查看我的证件，我说我的证件当然可以给你看，可您是谁呢？他马上笑着说，您是不是要先检查我的证件，我说您要有还是看看为好。我先检查完他，他又检查我，他说去莫斯科的列车都会严格检查。这是我在俄国遇到的惟一一位主动出示证件的警察，我给他的表扬词是：真不像警察。
我从北极回莫斯科的路上，与一个小伙儿坐在一起，他一路助人为乐，帮助周围的人打开水、收拾床铺等等，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了一个词，我听不懂，他又说了一个词，我还是听不懂。他急了，说，嗨，我就是黑帮呀。
说到这儿，好像我扯远了，索性再扯上几句。在俄罗斯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票上打印姓名和证件号码，上车时列车员不但查票，还检查护照，俄国铁路全线电脑联网，可以提前45天购买从任意一个车站上车的车票，所以理论上讲，俄国警察可以掌握火车上任意时间任意铺位上睡着的是哪一个（俄国长途列车都是卧铺）。
接着前头说，半夜两点多，车上又上来两个警察，四十来岁，穿着制服，跨着冲锋枪，把我叫到乘务员室，检查完证件，没发现问题。这时他们一个回到车厢里，另一个坐到座位上，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给我点钱吧，我说不给，他沉下脸说，你想想，你要不给钱，我把你相机拿走，你多不合算呀。我一想，风高月黑夜，花钱消灾吧，我说给你50卢布，这位魁梧英俊的警察，立即换上一副谄媚的表情，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仰头望着我，可怜巴巴地说：100吧，我们俩人呢！这一瞬间，我突然对果戈理、谢德林、契诃夫等文学大师有了新的领悟！对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我画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十字，心里用汉语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体验，让我看到了生活之树的另一面。回到我的铺位，心情平静之后，我不禁生出一丝后悔，刚才一着急说了汉语，也不知我的心意是否能够上达天庭。
从乌拉尔回到莫斯科，我去朋友瓦连京家喝酒，他是一个快乐的自由摄影师，他问我一路上有什么麻烦没有，我就讲了与警察的遭遇。他说，我感到很抱歉，你在我们国家遇见这些不好的事。我说没什么，坏警察哪里都有。他耸耸肩，嘿嘿坏笑着说：好警察世上难寻！
(原载《神州学人》月刊) 文/田京辉 (俄罗斯）
